2024年7月23日，经历三日对话协商，巴勒斯坦14派别在北京共同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见证，埃及、阿尔及利亚、沙特、卡塔尔、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俄罗斯、土耳其也派遣驻华使节与代表出席。

     根据王毅介绍，这次对话有以下收获：最核心成果是明确巴解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所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最突出亮点是同意围绕加沙战后治理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最强烈呼吁是要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实现巴勒斯坦真正的独立建国。

     同时，王毅再次强调中方针对加沙冲突的“三步走”倡议：第一步是推动加沙地带尽快实现全面、持久、可持续停火，确保人道援助和救援准入，国际社会应在停火止战问题上进一步凝聚合力；第二步是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携手推进加沙战后治理，国际社会应当支持巴勒斯坦各派组建临时民族共识政府，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进行有效管控；第三步是推动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并着手落实“两国方案”，各方应该支援召开更大规模、更具权威、更有实效的国际和会，就此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

     可以发现，《北京宣言》本身即是“三步走”倡议的一环。在中方蓝图中，“巴人治巴”是战后加沙重建的基本原则，也是通往“两国方案”的重要基石，而要实现前述愿景，结束巴勒斯坦分裂就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起点。

只是正如王毅所说，和解虽是巴勒斯坦各派内部事务，却也离不开国际社会支援。回顾过往，巴勒斯坦分裂方不只签过一次和解协议，也不只接受过中国一方调解，尽管促和各方始终心怀期许，某些障碍却是持续难解，无数过往协议也因此沦为空谈。《北京宣言》当然是中国继斡旋沙特、伊朗复交后，在中东的又一次促和努力，不过其后续落实程度，恐怕正如复杂的加沙停火谈判，需要更多国际力量的共同促成。

 

巴勒斯坦各派别内部和解对话7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

巴勒斯坦为什么分裂

首先观察巴勒斯坦的分裂结构。

众所周知，巴勒斯坦目前有两个政府，一个在加沙、一个在约旦河西岸，双方至今无法举行共同大选，破碎的领土格局也导致巴勒斯坦缺乏权威声音。其中，法塔赫（Fatah）、哈马斯（Hamas）分别是最大两派，双方的长期不团结既有权斗考量，也有根植于历史的结构原因。

法塔赫诞生于1950年代，是海外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产物，也共鸣了当时的全球反殖反霸思潮，其阿拉伯语名称「حركة التحرير الوطني الفلسطيني」便意指“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1964年巴解组织在阿拉伯国家峰会期间成立后，法塔赫便逐渐与其汇流，并在1967年六日战争后成为巴解的主导力量，其领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更在1969年接任巴解主席。

此后，法塔赫主导下的巴解明显成为巴勒斯坦反抗运动代表：不仅阿拉伯石油出口国慷慨提供财政资助，在1973年的阿拉伯国家峰会上，阿拉伯联盟也承认巴解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1974年的联合国大会同样跟进，并授予巴解组织观察员地位。

哈马斯则诞生于泛伊斯兰主义思潮，这点由其全名“伊斯兰抵抗运动”（حركة المقاومة الإسلامية）也可看出。1970年代，加沙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谢赫·艾哈迈德·亚辛 （Sheikh Ahmed Yassin）开始壮大影响力，并在以色列允许下成立慈善组织伊斯兰中心（المجمع الإسلامي）。起初，亚辛等人并不直接抵抗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而是将矛头对准法塔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等世俗与左翼组织，以色列当然乐见这种场面，甚至一度鼓励伊斯兰主义者与巴解争权。这种“分而治之”策略，一直持续到了1987年第一次大起义爆发、亚辛等人成立哈马斯。

 

2024年6月25日，最新发布的综合粮食安全阶段（IPC）报告警告，由于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持续不断，援助渠道受到限制，加沙地带仍然处于饥荒预警状态。IPC twitter

而从后续发展来看，以色列的自作聪明似乎有些适得其反：扶持伊斯兰主义者确实分化了巴勒斯坦派系与领导层，但其结果并不是削弱巴勒斯坦整体的武装反抗力量，而是催生了哈马斯这个更激进派系。因此第一次大起义结束后，以色列便转换策略，既以武力打击哈马斯，也利用哈马斯的伊斯兰属性，把镇压杀戮定位成反恐战争，从而模糊自己非法占领的事实。

但基本上在这个时期，法塔赫与哈马斯虽有分歧，却更多是意识形态差异：法塔赫认为哈马斯不够现代化、也不务实，哈马斯则认为法塔赫衰老疲累、只想结束战斗。这种分歧并没有上升到全然的政治与行政分裂，之后真正导致双方分道扬镳、势不两立的，还是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签署，以及2006年的巴勒斯坦大选。

首先是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这一事件当然是以巴和平的里程碑，却也是导致巴勒斯坦分裂的首要关键。一来，出于种种原因，奥斯陆进程下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缺乏政治与经济主体性；二来，协议签署从一开始就没有取得巴勒斯坦内部共识，而是由法塔赫主导的巴解与美国、以色列共同进行，导致了哈马斯等派系的后续反弹。

在《奥斯陆协议》签署隔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于1994年正式成立。但有鉴于以色列的强势存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实际“治理”空间相当有限；与此同时，由于以色列开始对巴勒斯坦工人与货物实施严格的旅行限制、对西岸和加沙地带实施严格的经济政策，这导致巴勒斯坦不仅失去经济独立的可能，也变得严重依赖外国援助，并让“捐助者”有能力左右巴勒斯坦政治。

在这种背景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被迫沦为残废组织，无法真正独立决策，官员们幻想着打造现代化民族国家，实则重大事宜都受美国与以色列箝制。而作为主导者的法塔赫更是在奥斯陆进程后严重“毁容”：随着时间推移，法塔赫几乎完全仰赖捐助者的资金运作，其机构与决策范围受到限制，其利益与以色列相互纠缠，腐败与专权更是根深蒂固的丑陋现实。

而哈马斯的角色同样在《奥斯陆协议》后发生变化。打从一开始，哈马斯就强烈反对《奥斯陆协议》，认为这是外部强加、以以色列为中心的西方议程，全然无视巴勒斯坦人民权益；之后和平进程期间，哈马斯更与以色列持续爆发流血冲突，形成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军事打击的恶性循环。这种循环无可避免加剧了巴勒斯坦的内部分裂，因为美国、以色列都在过程中不断向法塔赫施压，要求后者打击哈马斯。

只是哈马斯虽被以色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共同压制，却没有因此消亡，而是在困境下演化出了新面貌：由于老一辈领袖被大量暗杀与监禁，新一代精英顺势崛起，例如当今的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Ismail Haniyeh），便是崛起于“后奥斯陆”的时空。而新一代哈马斯干部普遍有一特征，那就是淡化早期的激进伊斯兰色彩，在政治策略上倾向务实，这一转变吸引到大量原本反感哈马斯、如今更反感法塔赫的巴勒斯坦人，包括各领域的专业官僚，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哈马斯的统治能量。

因此可以发现，尽管《奥斯陆协议》乘载不少和平愿景，结果却是在巴勒斯坦内部裂解出了两条路径：第一条是以法塔赫、巴解、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为代表的奥斯陆进程派，这派虽有国际援助支持，却在解放巴勒斯坦上成效有限，而且愈发不得民心；第二条是以哈马斯为首的造反派，这派利用奥斯陆后的特殊时空，不断增强影响力，并且逐步聚拢民心。分裂的巴勒斯坦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