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江南？作为地域概念的江南指向山水之间的长江南岸及其腹地，此处有小桥流水、杏花春雨，也深藏曲水流觞、悠悠古韵。何物是江南？作为文化范畴的江南关涉集体记忆、精神底色与哲学气质，呈现并形塑烟雨江南的独特品格。皖地江南素有“人文渊薮”之誉，举凡诗哲大成、耆儒硕老、词章史著皆享盛名，开宗立派者有之，中道而兴者有之，赓续学统者有之，如此皖地江南能不忆乎？

“尊德性而道问学”。

整体而言，中国文化是融儒道佛为一体的思想文化体系，其根干和主脉是儒家思想文化，包含宗教、道德、伦理、教化、治理等丰富意蕴，进而形成了中国人基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无论儒道，均走向一种“伦理形态”，在儒为“仁民爱物”，在道为“尊道贵德”，中国文化也因此被称为“伦理型文化”。

皖地江南呈现出整体性的道德化倾向，无论在冠婚丧祭、扫洒应对、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还是士农工商、佃仆小民等不同阶层，均不同程度地注入了士绅阶层建构伦理秩序的基本理念和实践因素，从而使江南地区的社会各层面整体性地具有了道德化色彩，尤其体现在宗族救济、社区保障、区域风俗等方面。

主导宋明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潮流的理学至朱熹而蔚为大观，朱熹虽生于福建尤溪，然祖籍乃徽州府婺源县，生平与徽州发生诸多联系，如回乡省亲、讲学授徒、传承理学，因而徽州向以“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自称，且“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业。”府县学、书院、家塾等教育事业极其发达，徽州地区的书院种类全、数量多，有学者悉数列举了徽州地区以书院命名的学校，共计104所之多，这在同等规模的其它地域是无法想象的。

“致广大而尽精微”。

综观中国儒学史，宋明儒学作为在与佛老相排辟、吸收、融摄过程中形成的新儒学形态透显着与先秦儒学诸多不同之处，其中重要一点就是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明儒学走上了一条儒教化的道路，在哲学层面更为强调儒学的本体化，在实践层面更为强调儒学的规范化。

皖地江南极为重视化民成俗与礼制调适，通过制定道德规范以调试本地域伦理关系，包括制定族规家训、日常礼仪、风俗习惯等等，涉及忠孝节义、仁礼智信等具体条文，其中以族规家训与礼仪习俗为规范制定的核心。明万历三十八年刊刻的《休宁宣仁王氏族谱》在《宗规》部分有所谓“四礼当行”条，认为“四礼”既是“奉国朝颁降者”，亦是“民生日用常行最切者”，言曰：“先王制冠、婚、丧、祭四礼，以范后人，载在《性礼大全》及《家礼仪节》者，皆奉国朝颁降者也。民生日用常行，此为最切。惟礼则成，父道成，子道成。夫妇之道，无礼则禽彘耳。”

皖地江南夙重宗法，宗法制度是支撑江南社会正常运转和有效运行的重要制度之一，也是江南社会极具显性的地域特色，塑造了该地区尊祖敬宗与族众认同的地域风貌，这种形塑集中体现在修筑宗祠、重修族谱、楷定世系此类宗族活动中，而此类宗族活动建构起来的尊祖敬宗与族众认同传统也推动着江南社会伦理秩序的维系与弘传。歙县《方氏族谱》卷七《家训》言：“百家之族，情以人殊，虽不能悉为淳良，然其自弃者可劝，自暴者可惩也。睦族君子于其善之所当勉，与不善之所当戒者，编为宗约”，所谓“宗约”旨在“劝自弃者”、“惩自暴者”以“勉善”“戒不善”，“举先世所传遗训，采其风俗通行永当鉴诫者，隐括成篇，令子孙世世守之，庶几约束行而家道正，心志而善人多矣”。

“极高明而道中庸”。

宋元以降，士大夫存在经营地方的策略转换，其中以张载“重建宗族”、朱熹“建义学，设义仓”、王阳明“立乡约”最为典型。在此大背景和地域现实的双重作用下，皖地江南士绅阶层也历经了相应的转换与更革，“地方性资源”在皖地江南士绅视域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这可以在居乡士绅积极参与祠堂修建、族谱重修以及徽商晚归桑梓的诸多“经营活动”中明显地看出。

明清时期，虽然徽商与晋商各据南北，但徽商的经营地域遍布全国，万历《休宁县志·舆地志·风俗》记载，徽商“藉怀轻貲遍游都会，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康熙《休宁县志》中说，由于徽州地区“邑中土不给食，大都以货殖为恒产”，故而“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足迹遍布“吴、越、楚、蜀、闽、粤、燕、齐之郊，甚则逖而边陲，险而海岛”，“几遍禹内”。明弘治嘉靖间歙县人许秩，“南迄闽广，北抵兖冀”；婺源县程时象“少业儒，旋贾湖湘，值岁大饥，倾囊赈济”，不一而足。

近人胡适在论及地方志编纂时，谈到“小绩溪”与“大绩溪”的关系，“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今人不可但见皖地江南此“小江南”，亦需见沪苏浙皖乃至更广文化地域之“大江南”。

（作者单位：省纪委监委驻省政府办公厅纪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