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徽网消息 （作者 王蔚蔚 王弘毅）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昨日上午，“秦汉魏晋时期江淮地域背景中的合肥史研究”研讨会在肥举行。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史学家，围绕秦汉时期合肥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等话题，踊跃发言、各抒己见。过去与未来、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现场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专家认为，研究合肥史，对合肥当前找准自身优势定位，实现经济社会新跨越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合肥与寿春自古形成“都市圈”
正当合肥在发展“合肥经济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早在秦汉时期，在江淮地区就已产生了一个非常著名的“都市圈”，它就是“寿春-合肥”。
“在《汉书》中，多次提到了全国七处经济文化中心，如江陵、邯郸、临淄等，有一处将‘寿春’、‘合肥’两座城市提到了一起，这就说明当时它们已实现了一体化。”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说。
在王子今看来，当时寿春和合肥由于有同样的生态地理环境、经济地理形式和交通地理条件，于是形成了所谓的“一都会”，这两座城市已然“连为一体”。
据《史记》中《货殖列传》记载：“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王子今表示，这就说明寿春-合肥这个都市圈，当时主要是皮革加工、木材运输等产业比较兴盛，是向黄河流域乃至更北地方输送林木的交通枢纽。
古代“都市圈”对于当前合肥与六安、淮南等城市打造“合肥经济圈”，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有何借鉴意义？王子今说，“一都会”的历史事实对于当前很有启发。比如城市要聚集、抱团发展，须将优势资源集聚起来，利用城与城之间的交通区位优势，实现交融式、一体化发展。
古代合肥兴衰有借鉴意义
自古以来，尤其是西汉初年至汉武帝时期，合肥成为重要的“输会”型城市，也就是说成为了一座重要的交通枢纽。它不仅经历了经济从“兴”到“衰”的过程，还实现了从“经济大市”向“军事要地”的转变。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晋文认为合肥古代的兴衰有着借鉴意义。
晋文认为，合肥在秦汉时期兴起的首要原因就是寿春的经济需求。当时的寿春是南楚的中心城市，也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列出的八大都会型城市之一。有着“背靠大树”的条件和自身独特的交通区位优势，合肥的经济繁荣便在意料之中。
“当时的合肥，正好处于江淮分水岭的马鞍位置，水运条件非常便利，南北方物资均在此集散。可以说，当时的合肥是一座典型的商业城市。”谈起合肥的兴起原因，晋文表示。
然而，在东汉中晚期，合肥的人口数量、密度逐年下降，经济也处于停滞状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东汉末年的战乱。“合肥位于交通要道，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晋文认为，三国时期，很多战争都与合肥城有关，孙权曾六次亲征合肥，长期的战争使合肥的南北商路受阻。
晋文说，经济从兴到衰的过程，对当前城市建设有借鉴意义。比如合肥在两汉时期经济发展模式单一，商业兴衰直接关系到合肥命运。而一遇到特殊危机，经济链条就断了。只有发展多元化经济和新兴产业，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才能更好地规避风险。
实现向行政中心的“华丽转身”
如果说合肥在东汉末年，经济出现了大幅衰退，但换个角度看，它却在“阵痛”后实现了彻底蜕变，转而成为一座区域行政中心。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院长、研究员王社教认为，这一转型，在合肥历史上，其重要程度不亚于新中国成立后将合肥列为安徽省会。
王社教说，东汉之前的合肥，依附于寿春，东汉后期，合肥的军事地位开始上升。这就形成大家耳熟能详的“淮右襟喉，江南唇齿”的说法。随着各方的争夺，合肥的行政中心地位和城市实力在不断提升。
“汉建安五年，曹操表刘馥为扬州刺史，在合肥建立了州治（州最高行政长官的官署所在地），这在合肥的城市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件极具影响力的事件。这标志着合肥开始从县级行政中心上升为区域行政中心。”王社教认为，在随后的西晋、东晋，乃至隋朝，合肥都是州治。到了隋统一后，设置了“庐州治”。至此，合肥作为区域行政中心的地位完全确立，历经唐宋元明清各朝代而未有变化。
合肥“成长史”令人惊叹
“此次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与《合肥通史》编委会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无疑是一大创举。”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高度评价了此次研讨会。身兼《合肥通史》学术指导委员会顾问的他认为，此次研讨会一方面丰富了对秦汉魏晋时期合肥历史的研究认知，另一方面也为编纂提供了学术支撑。
“自古地分南北，江淮居其中，东汉末期合肥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卜宪群认为，合肥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那个战乱年代成为军事重地，进而奠定了区域行政中心地位。“这一点从当时在合肥涌现出的一批重要历史人物便可看出。”
“《合肥通史》中这一时期的合肥，并非简单的城区，而是一个区域的概念。”卜宪群提出，通古今之变，《合肥通史》的研究，是希望能够提出真正有益于合肥发展的历史借鉴。对于近年来合肥的变化，他也发出由衷的赞叹，“从曾经依附于其他城市的商贸中心，到独立的区域行政中心；从解放初期的小县城，到现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城市，很少有一个省会城市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发生如此惊人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