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大学精神照亮创新征程
新华社评论员
时代有时代的气质，大学有大学的精神。在党中央作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等战略决策的今天，锻造新时期的大学精神、推进教育科研事业，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
“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近中华而后首推中科大。”自1958年创建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始终勇于创新、敢于超越、争创一流，创造了每千名本科毕业生产生1名院士、70多名硕士博士的人才培养纪录，新世纪以来在量子通信、铁基超导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影响世界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大现象”引起广泛关注。低调而务实，沉潜而奋发，中国科大在其发展历程中积淀出包含爱国、务实、创新等要素的“科大精神”，生动诠释了大学精神的时代内涵，为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勇攀创新高峰带来深刻启示。
科大精神树立起为国立学的远大志向。扎根祖国大地、服务国家发展是大学的职责使命。精神经百炼，锋锐坚不挫。没有大志，大学难堪重任，更难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高地。从攻克“两弹一星”、筹建同步辐射加速器，到研究铁基超导，发射暗物质卫星、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一代代科大人将科技创新突破与国家发展进程紧密相连，向科技前沿进军，为国家培养尖端人才，践行了科教报国的铿锵誓言。“我们的事业连着国家大事，就是跟着国家步伐走。我们强，国家就强”，心怀报国之情，笃行报国之志，高校的发展就有了正确方向，学者的创新就有了无比深厚的根基。
科大精神彰显着一心向学的学术品格。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林立、占地广大，而在于大师之范、境界高尚。中国科大始终保持刻苦严谨的学风校风，坚持尊崇学术、追求卓越的办学导向，注重让学术大师、知名教授执教一线，专心致志育人才、搞科研。走进科大，没有车马喧嚣，没有市井浮躁，“官本位”没有市场，“处处皆有大师，转身即可讨论”的学术氛围令人心旷神怡。全心全意做学问，面对诱惑不盲从，让一心向学的醇厚学风浸润校园、深入人心，这是中国科大的魅力所在，更是当今大学需要守望的精神家园。
科大精神蕴含着求实创新的科学力量。中国科大守拙崇教，既有极其重视基本功的传统，又有学术不设禁区、宽容“异想天开”、不以论文论“英雄”的胸怀，厚植科学探索的沃土。科大人既心怀梦想，又苦干实干，既厚积薄发，又敢为天下先，奋力开辟新领域、抢占创新制高点。“科技强国，等不来、买不来，只能靠自己干出来、闯出来。”弘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就能创造不同凡响的创新成果，不断向创新高峰进发。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如果把科大比喻成一座山，那么她并非是最高的珠穆朗玛峰，但却是一座山峰秀丽、处处有景的“英才摇篮”和“创新高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科大的大学精神和办学之路，深刻回答了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代之问，为高校发展提供了一个富有启示意义的精彩样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让事业发展融入时代进程，让大学精神照亮创新征程，我国高校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科大之问——“中国科大现象”启示录(上)
编者按：科技是国之利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强调抓好科技人才的培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我国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自1958年创建以来勇于超越、科教报国，向世界科学前沿领域探索。新世纪以来，在量子通信、铁基超导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效，被誉为“中国科大现象”。
是什么动力，推动中国科大不断攀登科技高峰？是什么精神，支撑中国科大人不断自我超越？近期，新华社记者来到中国科大，解剖样本，探寻答案。
她，低调，对大众而言并非声名远扬，静静坐落于中部地区一座并不十分发达的城市；
她，务实，在科教领域却是举足轻重，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我国前沿科技创新的重镇。
她，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近中华而后首推中科大。”中国科大在中国一流高校中成立时间最短，至今不到60年，但她却是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和“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成果数最多的高校；
她办学规模很小，在诸多高校扩招的背景下，1860是招生“恒数”，但每1000名本科毕业生就产生1名院士、700多名硕士博士，比例居全国高校之首，量子通信、高温超导、智能语音等一批尖端科技成果跻身世界一流方阵……
为什么是科大？
科大之问，既是在当今科技革命日新月异背景下对科技创新理念的再认识，也蕴藏着人们对如何去创建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所发出的追问。
为国立学
——大学之大，不在大楼大校，在于大师大志
80后的青年科学家陆朝阳，手机里至今保存着老师潘建伟发来的一条短信。
2009年的一天，潘建伟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参观完“复兴之路”主题展后，给大洋彼岸的学生们分别发去短信：“希望努力学习，早日归来，为民族复兴作出贡献！”
陆朝阳与老师潘建伟有一个“心灵契约”，老师推荐他去英国剑桥大学学习量子技术，他承诺学成回国效力，把最新理论和方法带回来。
此前，2008年潘建伟和他在德国的团队整体回归中国科大。他那些分赴海外学习的弟子，也以极高的“归巢率”陆续回国。如今，潘建伟和陆朝阳等不负约定，他们的团队不仅实现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的升空，而且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科研成果近年来屡获国际“年度物理学重大进展”。
简单的君子之约，赤诚的爱国之心，这样的决定一如59年前中国科大的那些创建者们。
“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又红又专，理实交融”——绿荫环抱的科大郭沫若广场上，镌刻在校风纪念碑上的这段校歌，无声讲述着科大诞生的使命。
创办于1958年9月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当时被称为“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初衷是为研制“两弹一星”培养尖端科技人才。首任校长郭沫若起草的校歌《永恒的东风》中的“红专并进、理实交融”，凝聚成了科大精神。
“回想自己的一生，经历许多坎坷，唯一希望的就是祖国繁荣昌盛、科学发达……”走进科大量子工程中心一楼大厅，赵忠尧先生的话被铭刻在醒目位置。
赵忠尧，中国科大近代物理系首任系主任，著名物理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从事核反应和加速器研究的他立即回国，尽管途中在日本被扣留达数月之久，甚至遭遇生命威胁，最终冲破阻挠回到祖国。靠着从国外拆散带回的加速器部件和实验器材起步，主持建成了中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奠定了中国原子核能事业的基础。
“没有这些先辈，我们在世界上就没有尊严。我希望团队成员每天走进实验室时都能看到这段话，铭记科大创建者的精神，记住为国服务的使命。”目前已是中科院院士的潘建伟如是说。
红色无疑是中国科大的底色。翻开科大校史，就是一部为国立学的报国史——
在科大首届毕业生报告会上，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曾这样说：外交和科学两个行当，你们是我的后台，后台硬了，跟人家打交道才不会被轻视。
为了强国使命，建校之初的中国科大13个系41个专业都是围绕“两弹一星”的国家战略目标，原子核物理、原子核工程、放射化学……一批学贯中西的爱国科学家站到了科大讲台上；一批批科大毕业生被派到西部从事核武器和导弹研究，干的是惊天动地的事业，但他们绝大多数却是默默无闻为国家、民族奉献一辈子。
杨承宗，中国科大放射与辐射化学系原主任，在法国居里实验室拿到博士学位后，毅然放弃法国科学院55万法郎的年薪，接受祖国召唤，在欧美封锁的环境下，为原子弹炼出了所需要的铀，成为新中国放射化学的奠基人。
郭永怀，化学物理系原主任，力学大师。1956年，郭永怀放弃康奈尔大学的优厚待遇，毅然返回祖国参与“两弹一星”研制。1968年的一天，为了核实一项重要数据，郭永怀在从青海返回到北京时不幸遭遇飞机失事。人们震惊地发现，他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几乎烧焦的两具遗体中夹着的珍贵绝密文件竟完好无损。
……
先生之志，吾辈永存。
为了强国使命，无论是在创建之初的北京，还是上世纪70年代南迁到合肥后，科大始终瞄准国家的现实需求和科技竞争力的长远战略，从“两弹一星”到“人才引进”，再到“创新型国家建设”，都超前部署，着眼前瞻性、先导性和探索性研究。
新世纪以来，科大科研成果再呈“加速”之势——
为实现清洁能源，刘万东教授在两年前率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台反场箍缩磁约束装置，探路稳定、可靠的核聚变能获得途径；
2015年中国首颗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发射升空，科大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安琪率队设计研发了卫星上关键载荷——BGO量能器，如同悟空的“火眼金睛”；
面对移动媒体语音的新形势，科大毕业生刘庆峰带领团队实现了关键技术的不断突破，在国际上占领了中文智能语音技术的制高点……
时空穿越，一脉相承。
如今的科大，“千生一院士”，海外英才归国量不断攀升，是中国首个顶尖大学联盟C9高校成员之一，是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和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成果数最多的高校；建有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等国家级科研机构。
“逐聚变能源美梦始于足下之足下，解等离子体朦胧终赖基础之基础”——这是刘万东教授为建成我国首台反场箍缩磁约束装置创作的一副对联，“核物理研究，是科大人的自豪底气，是不变的基因，但投进来就是一辈子，要一代人、两代人往下传，要有‘死士’精神，耐得住寂寞，抵得了诱惑。”
凌寒独自开，为有暗香来。
梅花，正是科大校徽的图样。坚韧不拔、为国立学，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科大人屡攀科学高峰的精神因子，也是中国科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不竭的动力源泉。
科技之问——“中国科大现象”启示录（中）
题记：也许是大自然不想轻易就让人类掌握所有的奥秘，在科技无人区里尽管有神奇的物象和梦幻的色彩，但通往那里并没有坦途，只有做好充分准备的勇士，才能蹚出新路，看得见风景。低首蹬足，两头牛奋力要扭转背负的偌大地球。
在中国科大校园草坪上，安放着一座毕业生赠送的“孺子牛”雕塑。这座雕塑如今已成为科大人的“精神图腾”。
科大人将骨子里追求卓越、攀登科学高峰的雄心壮志，通过这个雕塑进行了含蓄的抒发——
没有核心科技的支撑，一个国家就没有脊梁；没有关键技术的突破，经济社会发展就不会有后劲。
科大自创建起就勇闯“中国科学无人区”，再到探索“世界科学无人区”，从攻克“两弹一星”、筹建同步辐射加速器到研究铁基超导，发射暗物质卫星、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科大人将科技创新突破与国家发展命运紧密相连，一次次向科技前沿进军，始终解答着时代对科技的追问。
锐气：初心不忘，敢当世界科技浪潮“弄潮儿”
“量子GDP”——说的正是中国科大校园里3位量子科技院士级带头人郭光灿、杜江峰、潘建伟。用三位“大牛”姓氏拼音首字母组成的“GDP”，成为国际学界赫赫有名的中国量子科研“超豪华”团队。在科大，“大牛”是最高尊称，只有学术水平和社会贡献极高者，才能获此殊荣，而无关官职高低和财富多寡。
作为中国科大1960级学生，75岁的郭光灿院士是中国量子光学和量子信息研究的开创者。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量子信息实验室，带领团队提出的“量子避错编码原理”“概率量子克隆原理”引起国际重大反响，成功研制国内首个光纤量子密钥系统，发明“量子路由器”建成世界首个量子政务网。
16岁时进入科大少年班，现任学校物理学院执行院长的杜江峰，28岁时进军量子计算实验研究领域，带领团队取得了多个国际学界的“第一次”：第一次实现量子博弈实验，第一次实验观测到混合量子态的几何量子相位，第一次在真实固态体系中实现最优动力学去耦，在室温大气条件下获得世界首张单蛋白质分子的磁共振谱，实现国际“最快”量子控制。
发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造出世界上第一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今年6月“墨子号”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千公里级量子纠缠分发，回答了爱因斯坦关于量子力学的“百年之问”……41岁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潘建伟，带领团队在量子通信方面站在了世界科研的前沿。
无限风光，尽在险峰。
10年前，英国《新科学家》称：潘和他的同事使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因而也是整个中国——牢牢地在量子计算的世界地图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5年前，英国《自然》称：在量子通信领域，中国用了不到十年时间，由一个不起眼的国家发展成为现在的世界劲旅。
去年底，《科学美国人》在评选的当年改变世界的十大创新技术中，中国量子卫星入选。
量子研究，只是科大创建以来诸多科研成果的缩影。
科教报国，追求卓越。近60年来，一代又一代科大人秉承“两弹一星”的精神，始终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回答着科技之问，向着科学前沿“无人区”进发，科大成为我国科技进步的重要中坚力量——
1962年，中国科大与中科院计算所合作，研制出我国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107机”；
1978年，牵头筹建我国第一台同步辐射加速器；
1983年，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台微机控制检测的凝聚态光声光谱仪；
1987年，研制成世界最大级超导氧化物单晶；
1992年，建成我国唯一的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新世纪以来，科大的重大科研成果呈持续“井喷”之势：作为主要完成单位获得1次“年度世界十大科学进展”、1次“年度世界十大科学亮点”、6次“年度国际物理学重大进展”、15次“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13次“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22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其中先后2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翻开近年来科大的科研成果登记表，一项项具有全球标杆地位的奖项，闪耀着中国科技进步的智慧光芒。
——2014年，科大教授、中科院院士陈仙辉与中科院物理所学者，因为在“4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质研究”方面的贡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015年，潘建伟团队以重大科研突破“多光子纠缠和干涉度量学”，获得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016年，科大教授、中科院院士谢毅和80后的科大教授孙永福研究组研制出将二氧化碳高效清洁转化为液体燃料的新型钴基电催化剂，荣登当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榜首。
统计显示，科大2007年至2017年2月间发表SCI／SSCI论文篇均被引(ESI)13.28次，超过11.37次的世界平均值，在大陆高校中排名第一……多年来，在诸多科研领域，科大人身影屡屡出现在世界科研第一方阵，并且在一些领域中开始担当“领跑者”角色。
“提起科研就激动。为什么激动？因为我们的事业连着国家大事，就是跟着国家步伐走。我们强，国家就强。”
科大教授刘万东自豪地说，在核物理这个方向，世界学术会议上的中国面孔，约有一半都是科大毕业生。“我有一次和外国同行开玩笑打过赌，他一个个去问，结果人数还超过了一半！”
校城之问——“中国科大现象”启示录（下）
大学以城成长，城因大学而扬名——
47年前，一所大学的南迁，一座城市的拥抱，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相伴相生。
在中国中部，合肥地理和资源优势并不突出。但过去10年间，合肥在同类城市中厚积薄发、崭露锋芒：年发明专利激增27.9倍、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猛增4.8倍，拉动经济总量年均14%以上高速增长，从中下游跃入全国省会城市十强。
地处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是一所低调甚至是被低估的高校：这里是中国科技创新的重镇和主力军，曾经中国一半省份的理工科状元都被包揽于此，新世纪以来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诞生在这里。
合肥的主政者说，科大是合肥“最亮的亮点”和“创新名片”，合肥的科技创新成果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此。而科大人说，对合肥有感恩心，更要有回馈心。
近半个世纪，闹市中的净土，校园外的都市，如何从“两两相望”到守望相助，背后又有几多“快意恩仇”？
从“两两相望”到“相伴相生”：一对“守得住情怀”的校城组合
今年5月，全球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由中国科大潘建伟团队研制成功，这是他们继去年发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之后，再一次闯入“科学无人区”。
少为人知的是，在量子信息装备这片“产业无人区”中，他们也已默默跋涉了8年。
8年前，量子信息科研本身还受到质疑，产业化更是空白，国内外都没有可借鉴的先例。
“什么是‘无人区’？就是一旦走错了方向，可能半辈子就要白费。”但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赵勇坚信这个方向没有问题，“看准的路就要走下去！”
“此道不孤”，同样执着的还有当地政府，陪着他们一起“痴狂”。
早在2008年，潘建伟团队在合肥组建了全球首个3节点的量子通信网，省市政府看到潜在前景，决心支持他们探索产业化。
为支持这项“可能十几年后才有用”的技术，合肥市科技局派出专人到初创的国盾公司驻点，帮助做项目、搞管理，从政策、资金到通信线路，给予全方位支持。
有志者，事竟成。
2012年，46个节点的全球首个规模化城域量子通信网在合肥建成，国盾公司也形成了第一代产品。经多年培育，一个涵盖量子信息软硬件研发、制造的产业集群正在合肥逐渐形成。
培育一项多年后才能应用的技术固然勇气可嘉，可对合肥来说，理解和支持中国科大，并和科大相伴相生，已用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
1969年，因国内外局势紧张，中央指示中国科大等一批在京高校外迁。
当年，科大已经派人考察好中部一座城市，却收到了拒意：正是艰苦的年代，他们想要的是一座钢铁厂或者纺织厂，因“没有口粮指标”等原因不愿接收。
科大只好在当年冬天迁往安徽安庆。当时先到的师生，被安置在安庆市委党校的一栋三层小楼里，拥挤不堪，食宿等基本生活无法维持。很快，安徽时任主要领导决心克服困难，由合肥接收中国科大：1970年，合肥快速将原合肥师范学院校址腾空，迎接科大。
彼时的合肥，市区人口才50多万，只有市中心一条热闹的大马路。科大刚迁入的校园地处南郊，周边还是农田。一位老教授还能回忆起，当时常有周边农民牵着牛从校园里经过。
科大在北京时有24万平方米校舍，而这个新校址只有6万平方米的房子。一个老校友还记得，想要买个合适的螺丝钉、螺丝帽，都得出差去北京、上海。
如今在科大校园，还有一座由硕大紫藤缠绕的“老北门”——这原是合肥师范学院的校门，曾是科大最瞩目的标志建筑；尽管老北门作为校门的功能已不存在了，但这里仍承载着科大人的集体记忆。
这扇门，既迎来了一所大学，也打开了合肥的新篇章——
“那时候合肥城市发展的程度还远远不够，科大搞的是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全是‘高大上’，感觉合肥对科大只能远远观望、遥遥崇拜。”合肥市委书记宋国权的一句笑言，却透出合肥对科大一直以来的厚谊。
校与城，厚如山。
没有地，批地；缺钱，投资金……不论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历届合肥市委市政府都把科大当“宝”，当“最亮的亮点”。
“我们吃安徽人民的饭，生长在合肥。这么多年来，科大人是充满感激之情的。”中国科大原校长万立骏说。
多年守候，终于云开见月明。
伴随着合肥城市的飞跃发展，合肥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愈来愈强。科大在科技研发上走到哪，合肥就跟进到哪。
“多年来我们是在孤独行走，要感谢地方政府有担当、有耐心的长期支持，使我们能专心做事，守得住这份情怀！”赵勇说。
安徽华米科技是另一家“闯入无人区”的企业。这家由中国科大毕业生创立的公司，曾研发出全球首款投影平板电脑等产品。2014年，他们与小米公司合作推出“小米手环”，3个月卖出100万枚，至今出货已超过3000万枚，成为全国第一、全球第二的智能可穿戴设备商。
华米公司副总裁章晓军介绍，公司此前已走过十几年的探索路，曾多方面得到政府扶持。2011年，在急需资金、贷款困难的情况下，合肥高新区支持企业用科技成果“创新贷”，使企业3年获得1000多万元低息贷款，渡过难关。
“源于这样的支持，我们的团队没有放弃、改行或贱卖股权，始终能坚持自己的梦想。”章晓军说。
“不是只想摘果子，而是要润泽无声。对原创科技就要从小开始支持，这就是政府要做的事。”合肥市科技局总工程师袁程说。
从量子信息装备、智能手环、光伏逆变器、太赫兹安检仪到微小型燃气轮机等，近十年来，合肥成为“黑科技产品”高产区，全市国家级高新企业从233户增长到1357户，带动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从631亿元猛增到5900亿元。
从“牛转乾坤”到“顶天立地”：大学精神和城市气质交相辉映、催生“创新高地”
在中国科大校园里，有一座象征着学校文化的“孺子牛”石刻雕塑：“牛转乾坤”——两头牛低头用劲推着地球转动。
在十几公里外的科大讯飞公司，记者看到了一座相同模样的雕塑，它的名字变成了“顶天立地”。
一座雕塑和它代表的精神，正在这座城市里复制推广、遍地开花。
“科大创办之时，就是凭借‘两弹一星’精神，立下扭转乾坤的壮志。”科大毕业生、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说，他创业后，就复制了这个雕塑。
“顶天”是指技术领先并服务于国家，“立地”是要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并造福百姓——刘庆峰解释改名原因：“这是科大精神在产业领域的延伸！”
从18个人的创业团队，经过十几年的爆发式增长，科大讯飞成为一家市值400多亿元的智能语音产业世界级公司，产品线扩展到27个语种，中英文都做到了全球第一，一举扭转了该产业的“乾坤”。
这个智能语音识别的顶级公司，为什么会扎根在合肥？
“当初创业时，智能语音产业在中国也是‘无人区’，公司前4年一直亏损，第5年才盈亏平衡。”刘庆峰说，做源头技术创新的风险是最大的，而合肥这片创新土壤的滋养，使得公司扎下根、敢于创新。
以科大讯飞为核心延伸产业链，目前在合肥已形成了70多家企业聚集的“中国声谷”，带动全国30余万个开发团队，每天向全球提供服务35亿人次。
记者：杨玉华、张旭东、王敏、徐海涛、梁强、陈诺、胡浩、周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