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基层检察院是群众“家门口的检察院”，承担了90%的案件，因此也承担了大量的信访矛盾化解工作，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信访工作中，推动了信访工作的高质效开展。基层检察院是检察工作的“底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大力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提升基层检察人员释法促和、定分止争能力，将矛盾有效化解在基层、化解在群众身边。
一、新时代“枫桥经验”画卷中的基层检察信访工作基本情况及特征
基层是信访问题的源头，也是解决信访问题的主体。笔者统计F县检察机关2018 年至 2023 年4月份受理群众来信来访情况，根据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基层检察机关信访工作的几个特征：
（一）从信访数量来看逐年增加
2018年以来，F县院共办理来信来访1047件，其中2018年193件，2019年163年，2020年101件，2021年231件，2020年263件，2023年1-4月份96件，可以看出，除了2020年由于疫情影响来信来访数量大幅度减少，总体来看信访案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之后两年疫情由于疫情防控政策影响，数量激增。
2.从诉求分类来看，诉求内容广泛化
根据F县院2018年以来的接访记录来看，民事监督类共397件，占37.9%，刑事申诉类41件，占3.9%，国家赔偿类共16件，占1.53%，司法救助类共19件，占1.8%，阻碍律师诉讼权利类共70件。从信访诉求内容来看，既有经济领域方面的诉求，也有政治领域方面的诉求，同时也存在思想认识方面的诉求，合理的与不合理的诉求往往交织在一起，特别是有些信访件中群众合理的诉求被极少数人的无理取闹所利用，潜在着诉求的非法目的和极大的不安定因素，严重危害社会和谐稳定。
3.从信访主体来看，信访主体越来越多元化
对F县人民检察院的接访记录中信访人身份进行分析，发现农民占39%，退休工人占29%，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占11%，其他占21%，由此可以看出来信来访人的身份越来越多元化。其中不乏社会弱势群体，这些人处于社会底层，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只关注自己的利益有没有实现，而不关注程序正义，一旦自身利益受损，他们就会通过上访来解决问题，在上访的过程中还存在非正常上访的现象。
4.从信访规模来看，群体信访越来越多
在调研期间发现，F县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处接待的群访案件，虽然占据信访案件的比重比较小，但大多案件复杂，牵扯面比较广，影响大。如非法集资诈骗、非法吸收案件由于涉及面广，问题比较复杂、人数众多，往往很难解决老百姓就到检察机关寻求救济，由于信访人数量较多，情绪激动，当检察官的解释不能令其满意时，会出现吵闹，静坐抗议，辱骂、冲击检察官等情况。
5.从信访方式来看，越级访、重复访日益增多
在调研期间，根据F县人民检察院的接访记录，民事信访案件重复访占39.7%左右，占了全部信访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越级访占25%左右，二者比例差距相对较大，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其中有的案件早已程序终结，但信访人坚信只有通过闹才能解决问题，特别是敏感时期，容易出现缠访闹访现象，往往造成涉法涉诉信访秩序混乱的局面，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刚需中的检察信访工作实然困境
（一）新时代检察官能力和专业水平面临着更高的要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法律意识越来越高，对于检察机关处理结果及程序的认知也越来越深，从实体上和程序上的参与度都越来越高，这就对检察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基层检察官来说，“案多人少”的矛盾也存在于检察信访工作，尤其是司法责任制改革以后，很多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检察官都去了刑检部门，留在控申部门负责信访接待工作都是年龄临近退休的老同志。此外，负责检察信访工作需要既熟悉信访事项和相关流程，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心理知识，能够为信访人提供专业的答复和正确的指引，对于检察官的专业水平和应变能力都是一个极大地考验。部分干警矛盾化解方式还需进一步拓展，正确适用法律规则处理案件，平衡法理情关系的群众工作能力有待加强。
（二）信访工作的复杂和困难程度越来越高
当前信访维稳形势依然严峻，信访化解率、答复满意率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尤其是近年来，涉众类经济案件逐年增加，例如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越来越多，随之集体信访数量也越来越多。此类信访案件人多数、案情复杂、持续时间多、容易重复访，一旦处理不当容易激化矛盾。信访群众对于检察机关的依赖与信任日益增加，希望通过检察机关解决自己的困难，尤其是一些经济类的案件，由于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复杂隐蔽，且事先经过周密部署，赃款多被转移无法追回或挥霍，甚至可能会出现作案手段隐蔽，案件证据不足无法认定犯罪的情况。
三、基层检察信访工作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路径
（一）结合办案预防化解矛盾，溯源治理
立足于检察办案工作预防化解矛盾这是检察机关的分内事，也是检察职能的题中之意。检察机关承办审查批捕、起诉、侦查、诉讼监督、提起公益诉讼等办案职能，所办理的这些案件事实上背后都是社会矛盾的产物，可以说是社会矛盾产生了案件。检察机关既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办结这些案件，惩罚犯罪，也要解决案件背后的社会矛盾，甚至是越早越好，将矛盾消灭在审查逮捕阶段，这就需要检察官切实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是单一的纯粹办案，完成办案任务，而是多做一步解决案件背后的矛盾，定分止争，将矛盾化解在小、早、初的阶段，尽早修复被侵害的社会关系，做到真正的案结事了。否则，可能产生新的社会矛盾，这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是相悖的。
（二）练好“内功”，能动化解信访矛盾
加强释法说理力度，在确保案件依法正确处理的基础上，主动延伸矛盾化解触角，不能就案办案，成为办案的工具人。
树立“全院一盘棋”思想，控申部门统筹化解进程，全程跟踪问效，原案承办部门落实责任到人，做好原案核查、走访调查、联合接访等工作。与各业务部门建立跨部门检察官联席会议制度，专业化解、快速答复，找准节点，解决矛盾。
应勇检察长强调，要落实信访案件首办负责制，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做到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
公开听证是推动信访矛盾实质性化解的重要制度。要把“应听尽听”、规范听证等要求落到实处，汇聚法治力量、第三方评判、群众见证的合力，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让人民群众可感受、能感受、感受到公平正义。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是检察机关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举措。基层检察机关要坚持按照“7日内程序性回复、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3个月未办结后续进展答复”等工作要求，不断总结、提升、加强，做实“事事有回音、件件有回复”。
（三）练好“外功”，形成外部就地化解矛盾合力
检察信访工作不光是控申部门的事，各级院领导、各级相关部门也要主动参与。建立内外畅通的信息共享渠道，以达到“提前知情、及早应对，重点研判、区别处置”的目的。与其他政法单位形成工作合力，提高信访案件办理质效。
（四）巧用轻微刑事案件赔偿保证金提存制度促信访矛盾化解
以笔者所在的F县院为例，制定出台了《关于办理检察环节涉案资金提存公证的办法》并与司法局会签了文件，以问题、效果为导向，主动作为，能动履职，通过多方联动、公开听证、事前评估和事后问效等方式，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推动制度运行常态化。目前F县院已提存涉案资金1403.3万元，包括赔偿保证金和预交罚金，使涉案资金提存制度贯穿于刑事办案的每一环节，确保案件当事人双方实现“利益最大公约数”，实现“1+1>2”的效果。其中一起时间跨度大、案情复杂的信访案，适用了保证金提存制度，仅该案就提存1300万元，既化解了信访矛盾，又保证了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五）融入数字检察工作，积极探索信访工作大数据
基层检察机关针对信访人反映的问题涉及的机关加强与信访办、政法委、街道的信息互通，形成化解矛盾的合力。加强对信访数据的分析，将信访与大数据相结合，实现信访工作的高效和精细化，积极探索“大数据”，利用好信访数据，对风险矛盾进行预判；将案件程序性信息、重要案件信息和法律文书向社会公开，实现案件信息从选择性公开到全面公开、规范公开转变，提升司法透明度和司法公信力。通过加强对远程平台的研发，助力司法救助等案件的办理，借助微信公众号平台，实现网上申请；研发法律文件微信远程签字应用程序，便利当事人的同时提高办案效率。
【 原刊载《安徽法制报》《安徽法制网》】
（ 作者：凤阳县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