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和安徽优秀乡土文化的金名片，以徽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徽学，与敦煌学、藏学并称为中国三大以地方命名的“显学”，它既有地方性的特点，又具有超越徽州本身的典型性与普遍性的一面。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徽学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讲好中国故事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徽学，最早由近代书画大师、歙县人黄宾虹提出，流传于世的近百万件徽州文书，则为徽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支撑。新时代的新徽学，大有可为。记者在与徽学研究专家、地方文化学者、青年学者的交流中发现，学术界普遍关注徽学的时代价值和样本意义，期待构建更广泛的研究平台、打造更具创意的传播载体。
传承的“新声”
在徽学的学科建设以及构建徽学学术体系等方面，学术界已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周晓光认为，以徽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徽学，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发挥作用。
以新技术手段呈现徽学“数据库”
记者：徽学资料浩如烟海，整理与研究的现状如何？
周晓光：徽学资料浩如烟海，徽州文献有15000余种，徽州文书至今遗存超过百万件。目前，有关徽州文书的整理和公布方式可以归为四种：一是文书资料汇编性的发布，二是研究性的发布，三是以影印的方式集中整理和公布徽州文书，四是近年来开始尝试的通过数据库建设整理与发布徽州文书。目前徽学资料发布尚有提升空间：一是与15000余种徽州文献和现存百万件徽州文书存世量相比，整理出版的数量非常少；二是整理和发布的徽州文书珍稀程度因受到归户性整理的局限，受到影响；三是数据库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文书的收集、整理，还是数据库检索、功能设计，均尚待完善。因此，今后弥补徽学资料的整理和发布不足的方式中，应当特别重视数字化手段。同时，以文献整理方式对徽州文书进行整理，应得到高度重视，这是跳出历史学本位局限，让更多经济学者、政治学者、社会学者、法学学者等关注徽学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举措。
徽学应该回应时代关切
记者：徽学学科发展新的增长点是什么？
周晓光：在已有徽学研究的基础上，诸多领域有待拓展。比如过往的研究集中在明、清前期，晚清近代的相关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关于历史时期具体问题的考察较为重视，徽州文化传承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究，需要进一步强化，徽学应该回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促进学科的发展。历史文献解读比较充足，面对文化的活态遗存田野考察用力不够。徽州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徽州法制史、学术史、艺术史、宗教史等领域有待开拓。包括数字人文在内的跨学科徽学研究，也应得到高度重视和应用。目前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徽州史》和《徽学史》，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拓展的领域，也是徽学学科发展新的增长点。
探索传统文化时代化发展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记者：徽学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讲好中国故事？
周晓光：以徽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徽学，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发挥重要作用：一是深入挖掘、全面总结徽文化的思想精髓和各种文化现象，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深厚的历史源泉。用马克思主义激活徽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样式，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徽学研究的贡献。二是将徽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作为徽学研究的核心领域，探索传统文化时代化发展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徽文化样本和徽学经验。三是探索以徽文化为媒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路径与方式。
“样本”的意义
史学研究的本质是进行历史解释，总结历史规律，以更好地指导实践。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梁仁志认为，对于徽学研究者而言，“徽州”并不是研究对象，而是研究样本。他将继续以徽学研究来观照中国史研究，真正践行“在徽州发现中国、发现世界”的研究理念。
探索构建徽学研究理论方法体系
记者：如何看待百年徽学的现有成果？
梁仁志：如果从黄滨虹先生1908年发表的《滨虹羼抹》一文算起，徽学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特别是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等为代表的徽学研究资料的大规模整理出版给徽学研究者提供的极大便利，徽学发展渐呈蓬勃之势。但平心而论，既有的徽学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实证，对徽学的本质与徽学研究的意义、方法、理论，以及徽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理论反思做得还不够。
以史料优势增强问题意识
记者：徽学研究的优势是史料丰富。如何发挥这一优势？
梁仁志：当代史学研究十分注重视角新、观点新、材料新或方法新。除了“数以万计的文书、数以千计的家谱和数以百计的方志”，徽州还有大量其他类型的地方文献，如徽人文集、笔记等。此外，其他地区的文献中也有大量关于徽州或徽人的记载。基于这种史料优势，徽学研究者做到材料新并不困难。
王夫之曾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史学研究的本质是进行历史解释，总结历史规律，以更好地指导人们的实践。因此，它必须是以人类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为导向。主要以史学面貌呈现的徽学，也必须在问题意识上下更大功夫，以更好地回应人类的关切，为他们提供思想和行动的指南。如果说徽学研究者是在做菜，那么史料只能是做菜的食材，而非菜本身。手艺如何，看的是菜，而非食材。
强调徽州的样本意义
记者：您提到，在徽州发现中国、发现世界，才是徽学研究的真正归处。如何理解？
梁仁志：徽学的最大魅力在于徽州这个区域的样本意义。徽学研究恰好更多关注地域文化的典型性或同质性，或者说，徽州文化正是以传统中国主流文化传承典型的面貌示人的。因此，对于徽学研究者而言，“徽州”并不是研究对象，而是研究样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将徽学从地方史研究中“解放”出来。
所谓“在徽州发现中国、发现世界”，其实就是强调徽州的样本意义。传统徽州的璀璨夺目，是建立在徽州与徽州之外的中国和世界不断深度互动的基础之上的。正是由于这种持续不断的深度互动，使徽州深深地打上了“中国”和“世界”的烙印，“徽州”作为样本遂成为可能。后续我将继续以徽学研究来观照中国史研究，真正践行“在徽州发现中国、发现世界”的研究理念。
载体的“破圈”
徽学是讲好徽州故事、安徽故事乃至中国故事的重要文化资源。上海大学文学博士汪一辰认为，文化资源如何转化利用，是青年学者们较为关注的话题，新的文化景观，正在构成当代人的“安徽记忆”。
徽州好故事是传播的基石
记者：您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转化利用，有什么“脑洞”？
汪一辰：“转化”和“利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面对徽文化，我们使用现代汉语、用现代思维去加以阐释，就是进行“当代转换”。“利用”也有多个方面。其一，是文化传承，作用于精神世界。其二，是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徽学”的转换不仅是从历史到当代的“学术转换”，也是从“专著里的徽学”“论文里的徽学”进行二次转换，以“讲故事”的方式实现徽文化的“用”。
不妨从一个具体案例开始。可能很少有人听过《丝绢全书》这部文献。但是，它通过网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广为人知。仅仅从“豆瓣”平台上看，目前已显示12.7万人看过，数据非常可观！从历史文献到网剧作品，是作家在基于徽州史料的基础上，以文学性的方式重新讲述这段历史。好故事，会使听故事的人和故事主人公产生一种情感性关系，进一步促成“情感性消费”或“认同性消费”。
传播需要创意载体
记者：您提出“创意徽学”这一概念，应该如何实践、达成什么基本目标？
汪一辰：“创意徽学”是在“历史徽学”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二次转换。“创意徽学”的“母体”是“创意写作”，即用一种当代受众喜闻乐见的语言，以文学性的方式讲好徽州故事。其次，“讲故事”不一定是通过“语言”去讲，一次好的展览，也是“讲述”，应当重视“博物馆叙事”。
思路打开了，更多人会参与到“安徽故事”的讲述当中。比如说“延乔路”，这就是网络上的“陌生人”共同讲述的一个好故事。凭借《觉醒年代》这部电视剧，很多人都知道合肥有一条“延乔路”。随后，媒体迅速地抓住了这个信息，“接着说”，并且接得非常好，“延乔的尽头是繁华”。这就是一次“创意传播”。
新的文化景观构成新的“安徽记忆”
记者：当代青年如何理解徽文化？
汪一辰：我的理解是，徽州地区的先人们创造出了一种宜居、和谐的生活方式，既包括物质上的徽派建筑，也包括精神上的宗法礼节，还有各种各样的民俗节庆等。对徽文化的研究、喜爱，是当代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寄托。
黄山是我的故乡。黄山市中心有一条屯溪老街，屯溪老街的东南侧，有一座新修的新华书店，站在新华书店的窗边，就可以看见婉约秀丽的新安江——严格意义上叫率水。新修的新华书店是现代的玻璃建筑。这个书店算不算“徽文化”？严格地说不算——太新了，哪里有历史呢？但是我觉得它已经成为新徽州的一个部分，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感受美好生活的场域。新的景观，正在构成当代人的“安徽记忆”，新的安徽故事，可能就在这些新的景观中孕育。
研究者的“田野”
徽学研究除了高等院校的学院和研究院、省级研究机构，还有黄山市等地的博物馆、档案馆等单位，尤其是在民间，有着大批的研究专家。安徽省徽学学会理事、黄山市地方志工作社会专家张艳红认为，民间学术力量积极参与田野调查和资料整理，夯实了徽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充实徽学研究的基础资料
记者：作为地方文化研究者，您的关注点是什么？
张艳红：我主要做徽州文献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因古籍资料内容丰富，若不用心整理，实在可惜，于是我进行分类整理，集腋成裘，通过十多年、二十多年，或者更长时间的积累，也许能做出一点成果。
高校学者主要关注研究性的课题；地方文化研究者主要关注本地资料的搜集。人们分居各城市，很多资料被随身带出本土，时日长久，联络稀疏，最后不知踪迹。尤其是族谱的带走，给各乡村了解本村村史及编修村志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懂得村落街巷历史的老人越来越少，对村落街巷历史的采访存在难度。所以作为地方文化研究者，现在紧要工作是抢救性地搜集地方资料，近20年来，徽州六县所编修的村志达到70多种，地情书难以计数，这些，都可以作为徽学研究的基础资料。
期待加大对本土研究者的扶持
记者：实施徽学研究提升工程，您有什么期待？
张艳红：国内专注于徽学研究的除了各国内高等院校的学院、研究院，省级的研究机构，黄山市等地的博物馆、档案馆等单位，还有来自民间的大批研究专家，他们数年、数十年痴心于徽学研究。如陈琪致力于野外碑刻搜集调查二十多年，所整理的有关徽州碑刻有一千多块方碑；王鸿平通过古籍整理，编撰出版《王凤生年谱》等书籍；方有正数十年致力于地方资料的搜集，走遍各村落，尤其在徽州人物与家族寻根方面，深有研究；郑文锋搜集文书数十年，有意识地形成系列，有利于徽学的研究。另外还有绩溪县的方静多年致力于口述史整理，挖掘了不少资料；婺源县的王剑辉潜心研习中医，数十年进行新安医学研究，出版了《珍稀中医稿钞本丛刊·新安卷》12卷、《珍稀中医稿钞本丛刊·新安卷续编》12册。民间大量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尚缺少申报项目渠道，除了极少数，大部分不能转化为社科成果。期待加大对民间研究者的扶持，构建徽学研究更全面广泛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