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司马富

    无论年龄几何，正式的婚礼都意味着成年。在中国社会，每个正常的男女都要结婚，包括奴仆。事实上，《大清律》规定，主人如果不为女奴找好夫家，就会受到刑罚。婚姻的目的明确地在于延续男性的血脉。用《礼仪》的话来说就是：“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因此，婚嫁主要是两个不同家庭之间的联合，而不是个人选择或者相互爱慕的问题。根据法令，同一姓氏的两人即使没有血缘关系也不能结婚，婚配中的法律主体是各家户主，而不是结婚的两个人。有时候，准新娘和准新郎的意愿可能会被考虑在内，但是通常情况下，婚配对象是由父母或长辈单方面专断决定的。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迎娶薛宝钗而不是林黛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学案例，说明了家庭利益可以并常常凌驾于个人感情之上。
     清代中国的婚姻一直是一种契约关系，也是传统时代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契约关系。婚约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可以是笼统的，也可以是详细的，但是精心筹备的仪式增强了婚约的效力，使之得到公开展现，并且象征着婚约具有的社会和宇宙意义。契约同样还涉及离婚和收养程序。一般来说，对婚约的经济和仪式投入越少，毁约的可能性就越大。
    传统中国存在不同形式的婚姻，每一种都是不同社会或经济环境下的产物。其中最隆重的是明媒正娶或者说“大婚”。“成年”新娘从她的娘家走出来，在她的夫家获得仪式上的重生。这种婚姻形式被认为是一种规范、一种社会标准，下文将会详述。“小婚”同大婚的礼仪模式基本相同，只不过新娘要在实际婚期之前作为“童养媳”或“苗媳”，在未来夫家住上10至15年。这种安排在穷人中间尤为常见，但是绝不仅限于他们。另外一种不太常见、人们也不怎么瞧得起的婚姻形式就是“入赘”，男子作为女婿居于女方的家庭，这完全是大婚和小婚的颠倒。选择这种婚姻形式的男性通常来自有多个儿子的家庭，而入赘没有儿子的家庭。入赘新娘家的时间长短因人而异，从几年到一辈子都有，这由婚约详细规定。
    大婚、小婚和入赘的选择取决于几个因素：家庭地位、财富、社会组织（尤其是血缘纽带）以及地理因素。华北地区以大婚为主，但是在许多南方地区，其他形式占主导地位。武雅士和黄介山写道：
从人造地球卫星上俯瞰中国婚姻和收养习俗的分布，我们可能会看到，小婚集中在华南沿海一带，江西南部、福建西南和广东北部最密集。入赘在上述地区可能也很常见，但是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密度最大，密度第二大的是中国西部边境。但是，一旦更为靠近我们的研究主题，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从高处俯瞰的视角掩盖了大量的地方差异，这种差异甚至比中国主要区域之间的差异更为显著。
     传统中国家庭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纳妾制度。从理论上来说，这种古老的做法因为传宗接代的孝道需要，而被认为是合理的。妾通常是由富裕家庭直接从贫困的家庭买来的，而且妾的地位一般不及妻。事实上，妾在进入她的新家庭时要参加一定的仪式，以显示她对正室的顺从。清代法律禁止妻降为妾，妾升为妻。为了进一步表明妾的下等地位，清代法律要求妾对正室、对丈夫的父母、对丈夫的儿子（包括正室的儿子、其他妾室的儿子以及她自己的儿子）服同等之丧。妾的儿子被要求认正室为母，按照惯例，他们和正室的儿子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在中国的婚姻中，真正重要的是父权；一旦离婚，丈夫几乎总能得到孩子的抚养权。
     纳妾和溺婴的做法，加上寡妇再嫁不符合儒家规矩的巨大社会压力，造成了大量剩男，入赘婚也很难真正缓解这种情况。清代10%至20%的男性可能从未结过婚。这就是一场大婚会带来如此多的声望以及需要如此多的公开展示的原因之一。尽管大婚的具体习俗因地而异，但有些习俗几乎是通行的，至少在精英阶层中是如此。
    几乎所有中国婚姻形式（包括大婚、小婚和入赘）都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需要媒人。这类中间人在中国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那些涉及声誉或者“面子”的微妙问题。媒人的责任至关重要。他（或她）不仅要衡量两户人家的相对社会地位，而且要考虑某些重要的经济和个人因素，例如家庭财富和个人性格。在理想情况下，婚姻应该给双方都带来好处，这通常意味着双方家庭在地位和财产上大致相当，或者可能一方地位更高而另一方更为富有。清朝的一些官员（尤其是陈宏谋）强烈谴责将女性“视为期货”，但是在商榷婚姻时，财产因素几乎一直是非常重要的。
     嫁娶仪式的各个阶段充满了复杂的象征意味，或是积极的或是保护性的。红色代表幸福和好运，是服装和饰物上的主色，包括蜡烛和灯笼—它们在白天也会用到。爆竹标志着净化和喜庆，护身符经常被用来为新娘提供额外的保护。食物在嫁娶仪式的各个阶段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就像在中国仪式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其形式包括象征性的礼物、供品以及正式婚宴。“长寿面”、水果等食物寓意着琴瑟和谐、幸福美满。成对的白鹅象征着对婚姻的忠诚，各种各样寄寓幸福的铭文也随处可见。

婚姻“六礼”的第一礼是“纳采”，由媒人与双方家庭商议后出面进行。在此事和其他大部分事情上，新郎一方通常都会积极寻求媒人的建议。经过对一定地区适龄男女的谨慎调查和初步信息收集后，媒人就可以说媒了（通常是向男方家庭）。媒人还负责协商诸如聘礼和聘金的数量等事宜。新娘一方则要决定嫁妆的数量，这些到时都要让新郎家看见。所有这些计算对家庭的声望和物质利益都极为重要。
“六礼”的下一步是“问名”，即正式交换男女双方的姓名、生辰等信息。第三礼是“纳吉”，即卜问婚姻吉凶。这一阶段通常需要算命先生，但也会通过例如杯筊或筊杯的方式来询问祖先和其他神灵。第四礼也是最关键的一礼，称为“纳征”，即女方家庭接受聘礼，确定婚约。和上一阶段一样，下聘伴随着复杂的仪式，这是由社会等级规定的。同样，这些仪式通常也伴随着祖先祭祀。
第五步是“请期”，即选择佳期迎娶新娘，以及进行相关的仪式活动。在这里，做决定的可能是算命先生或者其他超自然的权威，包括寺庙里的神谕。历书也提供了举行各种婚姻仪式的吉时。“亲迎”是婚姻“六礼”的最后一礼。在亲迎的前一天，新郎要加冠取字，新娘要束发加笄。与此同时，新郎家要安排华丽的花轿到新娘家，而新娘家也要将嫁妆送到新郎家。
在亲迎那天，新娘要向她的父母和祖先恭敬地行礼，聆听关于妇道的简短训诲，然后进入华丽的红色轿子，经过一段喧闹、炫目、迂回的行程后到达夫家。在那里，新娘要做出种种举动，表现出对丈夫和夫家的顺从。这可能是新娘和新郎第一次真正看到对方的脸，至少对大多数精英家庭的婚姻来说是这样的。在这些仪式之后，新人要虔诚地敬拜天地、祖先，以及新郎家中的主要神灵，特别是灶神。这些活动强调了婚配的宇宙和家庭维度。
迎亲当然包含着一场宴席，就像接亲队伍、嫁妆数量一样，宴席规模可能也是家庭财产状况的一个衡量方式。不过，宾客通常会出份子钱来帮助应付开支。地方婚俗决定着新娘的家庭是否能够参加婚宴，但是在几乎所有的大婚中，新娘的父母都会被设宴款待，并且得到额外的礼物。亲迎
亲迎

鼓乐待客
鼓乐待客

当新娘在婚后回门时，她的身份通常是客人，而不是亲属。虽然她与父母及亲戚仍有着情感上的联系，但是根据法律和习俗，她现在已经完全是夫家的人了，必须在礼仪上更重视夫家而非娘家。这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除了小婚和入赘，新娘会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里。在这种环境下，婆婆对儿媳有着巨大的权力，因为孝子必须尊重母亲的意愿。众所周知，有时候母亲会逼迫儿子休弃妻子。那么，在正式入门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新娘有时候会和她们的朋友、家人一起哭泣、悲歌，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传统中国，休妻有七种理由（称为“七出”）：（1）无子，（2）淫佚，（3）妒忌，（4）盗窃，（5）不事舅姑，（6）恶疾，（7）口舌。在原则上，妻子不能休弃丈夫，但这并不是清代离婚相对较少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三种情况下，丈夫不得休妻（淫佚除外）：（1）妻子曾和丈夫一起为去世的公婆服丧；（2）妻子无娘家可回；（3）富裕发达时不可休“糟糠之妻”。这些情况通常会单独存在或并存。此外，由于男性相对于女性的常年过剩，要想再娶一位处女新娘变得相当困难，尤其是前面离婚的理由并不是很充分的话。此外，妻子的亲生父母和从前的亲戚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她的利益，因为婚姻是一种家族事务。尽管如此，我们知道很多女性都觉得婚姻生活是难以忍受的，她们要么逃跑，要么自杀。另外还有一些人自发地选择了不婚。
除了婆婆的支配，另一个让妻子（至少在精英家庭中）感到苦恼的地方就是丈夫纳妾。不同于正室，妾通常是由丈夫而不是公婆选择的，原因常常在于她们的美貌或艺术、文学和音乐才能，而非道德品性和（或）家庭关系。尽管从表面上看，纳妾是为了生育儿子，确保家族延续，但这往往只是一种挥霍。妾的社会地位虽然不如正室，但往往是丈夫的主要性伴侣，因此也是妒忌的潜在根源，而这正是“七出”之一。
然而，我们不应该认为包办婚姻全无浪漫可言。有大量证据表明，清代包办婚姻中常常发展出爱情，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也是如此。甚至有一些妻子在丈夫死后拒绝再婚或自杀的例子。不过，妇女的这类行为是成问题的。如前所述，妻子在丈夫死后为他守贞不仅受到理学的鼓励，还会受到国家的旌表。所以说，是与爱情或情感无关的强大的社会压力，最终影响着妻子要为丈夫守节或殉死。
另一方面，社会对寡妇再嫁也有很多相抗衡的压力。尽管正统观念强调妇女要为亡夫“守贞”，但是许多家庭不愿意供养回到娘家的女儿。实际上，有些人会无情地把年轻丧偶的女儿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在贫困家庭中，经济状况加上高死亡率，常常使再嫁变得必要。大量人口数据表明，许多不到30岁的孀妇实际上都再婚了，而那些早年丧偶并被旌表牌匾、牌坊以及入传的“节妇”，“显然只是所有孀妇中的一小部分”。
中国人的性生活很少得到讨论，但是这个问题对于了解传统中国文化（包括婚姻）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高罗佩的开创性研究表明，中国人一直以来对性有着非常“健康”的态度。尽管儒家礼制有着严苛的标准，甚至夫妻在公开场合意外碰到手也会遭到非议（中国自然也就不会有夫妻社交舞这样的传统），但是高罗佩认为，中国传统时期的性生活在总体上是丰富多样的，完全不是西方偏见和“歪曲”的那样。不过与此同时，士人和朝廷也强烈谴责“非法性行为”（清代对此有不同的界定），认为这是对儒家家庭价值观的威胁，因而也是对以家庭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和政治秩序的致命威胁。
内与外、公与私在中国人那里有着清晰的区分。在公开场合，男性的地位无疑要高于他们的妻子，妻子应该是被动的、顺从的，即使权利和特权很少，也感到满足。然而，在闺阁这样的私人空间里，女性似乎常常享有相对的性别平等。李渔的通俗小说《肉蒲团》借一位女性角色之口，在正统儒家价值（以及佛教轮回观念）的框架下，表达了女性的“性权利”：
我们前世不修，做了女子，一世就出不得闺门，不像男人有山水可以游玩，有朋友可以聚谈，不过靠着行房之事消遣一生，难道好叫做妇人的不要好色？只是一夫一妇，乃天地生成，父母配就，与他取乐自然该当……只是这桩事体不干就罢，要干定要干个像意。
房术书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它显示出，中国男性长期关注如何利用技巧去满足女性的性需求。中国的色情小说也是如此。甚至帝制时代晚期流行的医书，似乎也鼓励女性寻求性满足——至少在为了生育儿子而性交的范围内。例如，一些作品强调女性的性高潮对生育至关重要，享有高潮的那一方最终决定了孩子的性别。尽管男性心中所想可能只是生殖或医疗方面的问题，但是其中一些信念似乎有助于女性获得性享受。
众所周知（尽管常常被过分强调），在传统中国，缠足对男性具有性吸引力，甚至女性也会为她们的金莲而感到自豪。从历史来看，缠足始于唐宋年间，是舞者用彩带缠脚这一做法的讽刺的产物。在元朝，缠足逐渐从华北传到华南地区，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到了清代，这种致残的做法不仅在中国士绅阶层中广泛存在，并且在平民之中也很普遍，平民追求着缠足所表示的社会地位。我们看到，甚至满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屈从于这种方式，他们在鞋底加上了一块木头（“花盆底鞋”），做出缠足的样子以及步态。虽然缠足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它的吸引力既不在于施虐，也不在于受虐。相反，男性将此解释为让女性待在家中的方法，并且赞美因缠足而产生的步态，以及据说是由这种步态影响的女性性表现。中国色情文学中的许多段落都详述了缠足的形状和神秘。
除了性心理，性也是一种物理疗法。在中国，这个观念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其原理和道家炼丹术以及传统中医基本相同。阴阳的和谐交互带来了身体健康和长寿。通常情况下，阴阳两极互相滋养，但男性与年长女性交媾的情况除外——这通常被认为会吸走阳精，对男性没有好处。这无疑是中国男性向来偏好年轻妻子和小妾的原因之一。国家并不赞成同性恋——尤其在清代，同性恋属于违法——但是常常采取容忍的态度，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根据医学或性假设，相同“精华”的交换不会造成损失。
中国人对健康和长寿的渴求，不仅体现在性行为和相关治疗方法（例如道教的“内丹”）上，还体现在医书、类书、历书、谚语、宗教实践以及世俗象征上。作为这种兴趣的显著标志，《古今图书集成》中有关医药的部分（禽虫典、草木典）有520卷，超过了这项巨大工程中其他任何单独门类的卷数。诸如《万宝全书》这样的日用类书，也在“养生”“医学”“法病”和“袪病”等门类中，包含了大量关于健康和福祉问题的内容。
过去20多年来，中医理论和实践领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学术成果，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中华帝国晚期医学的认识。其中一个成果丰硕的研究领域聚焦于女性，从女医（一些学者偏好男女通用的“医师”一词）的工作、女性身体观念，到诸如妇科、避孕、分娩、乳房疾病（尽管男人也有这种问题）等具体健康问题，以及被称为女性“性疯狂”的问题。最近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在于医生和学习传统，包括寺院医学的实践。第三个激起浓厚学术兴趣的领域是评估医学文本，包括《伤寒论》和《黄帝内经素问》这样的古典医书，也包括清朝编撰的《御纂医宗金鉴》。
《御纂医宗金鉴》是一个特别具有启发性的研究对象，因为它代表了清朝太医院从18世纪的江南医师那里争夺标准的“正统”中医传统的努力。基本的竞争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病理学之间，一种是从汉代到明代普遍盛行的强调“伤寒”的正统学说，另一种则是复起的强调“温病”的学说。尽管在19世纪，人们对后一种学说越来越感兴趣，但是《御纂医宗金鉴》的简版在中国流传甚广。
在中华帝国晚期，医生们掌握了许多不同的临床疗法。一些医生喜欢与“养生”有关的预防性方法，另一些则喜好草药；有一些偏好针灸、穴位按摩和艾灸等方式，还有一些则依靠萨满教、巫术和驱邪等宗教传统。但是，大多数传统医疗的主要治疗目标都在于恢复体内阴阳、五行的平衡。正如某一版本的《黄帝内经素问》所言，阴阳和五行乃“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专业上的竞争再自然不过了，例如所谓的“儒医”在实践中强调文本传统，而世医更倾向于自己的行医谱系。清代有一批声名卓著、医术高明的医学家，包括叶桂（1666—1745）和徐大椿（1693—1771）。但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在中国行医的绝大多数人地位都很低下，他们被中国社会视为仅懂技术的“技工”。就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而言，他们可能享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他们的职业本身并没有受到社会的尊重。
在这方面，医生就像是算命先生。事实上，这两种职业有许多共同之处。有学者对清朝400多名医生的传记进行了研究，将此与笔者对同一时期大约1200名算命先生的研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这两个群体在地方志编纂者眼中大致相同。此外，在笔者所研究的清代传记中，有15%的传主既懂医术，又懂易卜。乾隆时期山东的一部方志中明确地将医学和占卜联系起来，视之为预言艺术：“理解阴阳，探求理气，闻知变化，用于日常。”医生和算命先生相信相同的宇宙论原理，并且对他们的客户采用一些相同的评估方法。
尽管人们对健康和医疗很在意，但是清代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可能不会超过35岁。伊懋可根据清朝中期长江下游平原的数据，做出了如下估计。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据并没有按照社会阶层来划分，它们代表的是盛清时期中国最繁荣的地区：
女性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27.2岁。
女性十岁时的平均预期寿命：41.1岁。
男性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28.4岁。
男性十岁时的平均预期寿命：42.2岁。
因此，难怪中国人生命的最后两个阶段，即中年和老年，具有特殊意义并值得盛大庆祝。
对大多数中国精英来说，从40岁到55岁的中年时段，会获得很多满足感：事业成功、物质富足以及含饴弄孙。中年时段结束的时候，大多数妻子都不再受婆婆的管控，但是有时候，她们自己却会变成专横的婆婆。对于中国社会的下层人来说，中年时期可能不像精英阶层那么令人满意，但是一点积蓄以及男性继承人可能会给上了年纪的普通人带来足够的成就感和安全感。
长寿会受到中国社会各界的敬佩和尊重。农村地区的老者往往具有大量的权力，其中一些还会被官方定为耆老或寿官。由国家支持的集体宴饮仪式名曰“乡饮酒”，虽然并不总是定时或者正确地举行，但是说明了官方对长寿的认可和嘉奖。根据规定，这项仪式在各省各县每年举行两次。在仪式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刻，一名当地生员会宣读：“凡乡饮酒，序长幼，论贤良，年高有德者居上，其次序齿列坐。”尽管这个仪式对地方士子并不总是有吸引力，但是它肯定能吸引到那些“渴望地方名声的地位低微的乡民”。
老人在家里受到最大程度的优待和尊重。正如《红楼梦》所显示的，尽管“三从”的观念普遍存在，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但是年长的女性往往在家中享有不小的权力。男性和女性的隆重庆生活动通常开始于50岁左右。从这时起，这类庆贺活动的规模和意义会逐年增长，尤其是在每一个新的十年开始的时候。60岁的生日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一个人完整地走完了一个甲子。生日庆典的具体象征自然以长寿为中心，包括寿烛、寿星、寿面、寿桃或者寿糕，以及寿字。举行寿宴时通常也会祭祀祖先。
长寿也是丧葬仪式上的重要主题。逝者的衣服是特制的寿衣，棺材是由寿材做成的，孝子孝女要吃长寿面。逝者的“寿像”也要放在棺材旁，供人凭吊。葬礼上非白色（表示哀悼）的地方都用吉祥的红色；白事中自觉地使用“寿”字，强调了贯穿中国传统宗教生活的“安抚恐惧和渴求希望”的主题。
回顾中国的生命仪式，我们看到一种惊人的凝聚力和连续性。伊佩霞对家礼的研究指出，帝制时代晚期的仪式实践：
在全国各地都有许多与儒家文本描述的过程相似的地方。祭祖仪式需要在家中祖先牌位前定期上供食物……包括每年的忌日和重大节日。婚嫁仪式的连续性表现在媒人说合、交换礼物，新娘经过隆重的嫁娶仪式来到夫家，新人在此一起饮酒、吃饭，新娘还要被介绍给夫家的父母、亲戚和祖先。就丧葬仪式来说，主要的连续性包括固定的哀嚎，穿戴表明与死者亲属关系的丧服，下葬前都要在棺材附近供奉食物，推迟下葬期限数日、数周乃至数月以延长哀悼，服丧期间限制社会活动，使用上好棺木，下葬时庄严的送葬队伍，以及后续对入土者的祭祀。
根据伊佩霞的说法，等级差距在这些仪式展现中的缩小，是“广袤的中国大地能够创造文化内聚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它让“说着不同方言、对彼此日常生活知之甚少的人将彼此视为汉人”。因此在整个帝制时代，生命仪式的展现不但是家庭团结的标志，也是族属的标记。伊佩霞写道：“当一个家庭为婚礼雇了一抬花轿或者穿着丧服步行送葬，这表现的都是对汉人身份和儒家道德秩序的认同。”（本文摘自司马富著《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张安琪、荆晨、康海源译，后浪|九州出版社，202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