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徽网消息     8月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红通人员”曲志林回国投案；7月，“红通人员”梁荣富回国投案；6月，“红通人员”海涛回国投案……

据统计，2014年至2019年底，“天网行动”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7242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1923人，“百名红通人员”已有60人归案，平均每年追回外逃人员1200余人。

一组实打实的数据，彰显出党中央“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见证着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坚实步履，反映出追逃追赃领域治理效能的不断提升。

2014年6月，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成立，六年来连续组织开展“天网行动”，紧盯重点国家、重点个案，因国施策、因案制宜，全方位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

中央追逃办加强统筹协调，集中力量资源开展追逃追赃，实现体系作战、协同推进、叠加发力。最高检、国家监委先后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公安部牵头开展“猎狐”专项行动，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等开展预防、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最高法牵头开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追赃专项行动，中组部会同公安部抓好违规办理和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治理等工作。

一张追逃追赃的恢恢法网在全球撒下，其威力从一大批外逃人员相继归案中清晰可见。

“没有‘天网行动’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你是谁，你或许能藏住，‘天网行动’以后你藏不住。”曾想方设法滞留他国13年的黄玉荣，在“天网行动”启动8个月后，选择回国自首。

生活上惨淡，心理上煎熬，担心、惧怕如影随形，常常无法入睡……而“百名红通人员”公开曝光的巨大压力更是让黄玉荣绝望至极，家人也自此开始劝说其回国。内心的天平在无数次摇摆不定后，她最终选择回国投案。

2015年4月22日，中央追逃办从此前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的人员中，重点挑出100名，以醒目形式向全球集中发布。这既是向外逃腐败分子发出的最后通牒，也是向国际社会展现反腐败追逃追赃决心的重要宣示。

“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公布以来，外逃腐败案件嫌疑人归案的消息频繁传来。

杨秀珠，“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浙江省原建设厅副厅长，涉嫌在土地开发、工程项目等事项上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同时涉嫌贪污公款，案发后于2003年4月出逃。曾声称“死也要死在外国”的她，最终落得“无处可逃”“无钱可花”“无人可靠”，于2016年11月16日回国投案。

闫永明，“百名红通人员”第5号，吉林通化金马药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涉嫌侵占公司资金约1.8亿元人民币。2001年11月潜逃后，“洗白”身份的闫永明从起初春风得意，到后来走投无路，最终于2016年11月12日回国投案并退缴赃款和违法所得。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各级监察机关充分发挥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高度重视职务犯罪追逃追赃工作，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统筹协调司法、执法、外事等方面资源力量开展追逃追赃，突破了一批重点难点案件。

2018年8月，国家监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

“本来2015年成了‘百名红通人员’后，压力就比较大，国外的华文媒体连照片什么的都登出来了，在朋友圈里很丢面子。看到五部门敦促投案的公告后，自己内心越发纠结和犹豫了。”“百名红通人员”第51号，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彩田路证券营业部原总经理刘宝凤说。

2001年11月因挪用资金行为被举报后携妻儿外逃的刘宝凤，在海外的生活并不如意，主要靠在汽车修理厂打工为生，与当年在证券公司的风光体面相去甚远。敦促投案公告发布的4个月后，远隔重洋的他写下回国投案承诺书，并于2019年6月29日回国投案。

“连续开展多年的‘天网行动’，已经产生了显著的震慑效应。”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认为。

反腐败追逃追赃，既要把人追回来，也要把赃款追回来。近年来，我国追赃力度持续加大，运用政府合作、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等手段，对境外赃款进行查找、冻结、没收和返还，努力实现境内赃款“藏不住、转不出”，境外赃款“找得到、追得回”。据统计，2014年至2019年，共追回赃款185.76亿元，平均每年追回赃款近31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