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以美国雷曼兄弟倒台为标志，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近五年过去，这场危机非但没有结束，反而从金融、经济问题蔓延到政治、社会领域，“急症”转成“顽症”，使西方陷入全方位困境。

　　一、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经济发展“失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金融和债务危机所采取的财政和货币手段，迄今效果都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几个结构性“陷阱”使然：一是金融陷阱。近年来，西方国家金融领域过度膨胀，金融业以高于实体经济增长率数倍的速度扩张，积聚了空前风险。以英国为例，工业在英经济中的比例仅约21%，以金融为主导的服务业产值则超过70%。产业空心化削弱了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实现增长的能力。无度扩张的金融产品集聚大量“泡沫”，最终破裂。二是债务陷阱。西方长期以来养成超前消费、借债度日的习惯，导致债务负担积重难返。据统计，发达国家债务占GDP平均比例截至2012年已达110%，是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为应对债务危机采取的紧缩措施，又导致经济增长乏力，民众不满上升，危及政府执政地位，使西方各国政府骑虎难下。三是福利陷阱。长期以来，西方把福利制度作为安抚中下层百姓、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号称“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只高不低、只上不下，财政不堪重负。在福利制度最发达的英国，一些中下层民众拿的救济甚至比正常工作收入还高，因而失去了工作意愿和动力。在非危机状态下，高支出、粗放型的福利模式尚可维系，一旦经济出了问题，便立刻成为难以承受之重。但过惯了舒服日子的西方民众都不愿面对突然要勒紧腰带的现实。能否跳出“福利陷阱”，是未来西方社会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政治体制“失灵”。一是西式选举难以选贤。西方选举制度对政治人物的成长和发展，不是能力导向，而是做秀导向，谁能提出漂亮、响亮的口号，博得选民好感，谁就能上台执政。这种选举制度选出的领导人，往往缺乏实际执政经验，“胜选”而不“胜任”，能说而不能干，政客多而政治家少。其二，政党利益凌驾国家利益。金融危机期间，不少西方国家上演“党锢之祸”。政党私利凌驾国家利益，给经济和民生造成严重损害。众所周知的美国两党“债务上限”之争，一度险些使美联邦政府关门歇业。美国网络时政杂志《调色板》的主编韦斯伯格说的一番话颇能反映西方人士的忧虑：两党再这样闹下去，美将“选择自我毁灭”，短期代价是经济持续衰退，长期代价就是超级大国加快衰落，并拖累整个西方的命运。其三，“民主陷阱”阻碍国家治理。表现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或非理性的民意裹挟、绑架社会公益，使危机治理寸步难行。例如英国政府计划修建高速铁路，既改善基础设施、又提振经济。但由于少数铁路沿线居民极力阻挠，导致项目一拖再拖，最后推到要2017年动工、2032年建成，成为一项“可望不可即”工程。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最近就“民主制度的未来”召开研讨会，结论是今天的西式民主制存在三个突出问题：即民主选举“游戏化”，民主运作“资本化”，民主决策“短视化”。这就是民主形式、程序大于实质和内容，阻碍了国家治理。

　　（三）社会融合机制“失效”。首先是社会极端思潮抬头。西方主流社会近年在贸易、移民、宗教等问题上保守倾向上升。一些欧洲国家出现右翼政党“登堂入室”的势头。譬如英国极右翼的不列颠民族党首次获得欧洲议会议席。希腊极右翼的“金色黎明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大量议席。这些右翼势力甚至公开采取暴力手段，恐吓、打击外来移民。其次是社会流动性退化。主要是贫富分化加重，中产阶层萎缩，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健康流动“凝固化”。今天英国1%最富有的人口，人均资产是10%最贫困人口的300倍。上世纪70年代，1%最富有美国人掌握全美国民收入8%，到2007年，这1%已经掌握了全美24%的财富，越来越多中产阶级滑向贫困线。美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惊呼“美国梦已不再”。他尖锐指出，当今美国的社会流动、国民收入和社会资源分配处于建国200多年来“最差时期”。第三是社会矛盾激化。主要表现为“群体性事件”增多。2011年在发达国家风起云涌的“占领运动”就是最佳例证，西方主要的一线城市均不同程度受到冲击。“占领运动”的实质就是西方普通民众看不到希望，要抗争求变。此外，美、英、法甚至个别北欧国家还发生多起震惊世界的严重暴力、枪击或大规模骚乱事件，也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表现。在社会问题淤积难解的背景下，这类群体性和恶性事件未来在西方可能层出不穷。

　　（四）思想道德“失范”。一是政治精英道德水平下滑。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议会“报销门”事件。不少议员利用职务之便用公款为个人开销埋单，大到住房按揭，小到厕纸。涉案议员之多、职位之高在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史上实为罕见。二是大企业商业道德失准。最突出的就是所谓“利率门”事件。英第二大商业银行巴克莱银行等多家国际商业银行被查出人为操纵“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以谋取暴利。这种操控行为长期得到监管方默许，已成为行业“潜规则”。三是社会精英道德问题多发。去年曝出的英国广播公司（BBC）著名主持人吉米·萨维尔40多年对300多人实施性侵犯案，可谓一颗“重磅炸弹”，对一向以“新闻道德卫士”自居的BBC和标榜“绅士风度”的英国社会造成沉重打击。上述这些丑闻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官德、商德、公德，它们反映的是资本主义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受到深刻侵蚀，也暴露了资本主义“权力制衡”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其后果，就是动摇了民众对资本主义政治权力、商业权力、话语权力等社会主流力量的信任。

　　二、如何看待困境中的西方资本主义

　　应从“两点论”出发，辩证科学地观察西方资本主义。

　　一方面，危机和困境确实对西方造成较大打击。据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鲁格估算，仅在2007年底金融危机小规模出现、到2009年初危机全面展开的时间内，美经济损失即高达1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美财富总量的1/4。英国则在讨论是否将经历“失去的十年”。总的看，由于危机导致的问题和困境很难迅速、彻底解决，西方可能会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继续处于“亚健康”状态，其对发达经济体和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还会持续显现。

　　另一方面，西方仍具备较强实力，生产力还有进一步释放的空间。从核心生产力、核心硬实力、核心软实力等角度看，尽管受到严重冲击，但西方的整体优势仍然比较明显。美欧日三方的GDP仍占全球经济总产出的60%以上。西方仍主导现代科学前沿，在军事安全领域具有领先优势，并总体把持着国际规则和话语权。“西方衰落”恐怕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当然，面对危机，西方国家也在进行反思，并抓紧调整和改革。主要是几方面：一是推进制度改革。如欧洲把货币联盟进一步推向财政联盟，试图通过建立统一财政纪律化解债务危机的根源，同时向建立政治联盟迈出重要一步。美欧均着力改造金融业，改革税收和福利制度。欧洲通过法律对银行高管的奖金实行“封顶”。英国为整顿丑闻缠身的新闻业，破天荒地设立新闻监管机构，结束了其长期自诩的“新闻自由”历史。二是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台以创新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在人工智能、医疗科技、信息通信、3D打印、清洁能源等领域加大投入。美、加等国在页岩气开发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美欧准备启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振经济发展。三是从战略上调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内顾倾向明显上升，关注重点逐渐转向国内。特别是由于实力受损，西方被迫重算“经济账”，把投入进一步向经济和民生领域转移。未来10年，美军事开支将削减8000亿美元，英五年内军事投入将减少8%，欧洲其他国家防务投入也一再下降。

　　三、西方资本主义困境的启示

　　启示之一：看到我们的道路优势，坚持道路自信。不论是推进改革开放，还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实实在在的成绩证明了自身的有效性、科学性，得到包括越来越多西方有识之士在内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去年以来，西方理论界围绕中国道路展开了一场争鸣。两名美国著名学者——麻省理工学院的阿西莫戈鲁和哈佛大学的罗宾逊出版的《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一书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争议。该书认为，不采取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最终将走向治理失败，因此中国道路不可持续，最终会被证明是一次“短命”的发展实践。西方其他学者对这种观点表达了强烈质疑。英国《金融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拉赫曼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在30多年间使全球数亿人脱贫、实现了长达一两代人的高速增长，对中国道路如此草率地“判决”已不可能再说服西方民众。如果继续这样罔顾事实，西方将陷入一场自欺欺人的思想危机。最近，又有两位美国学者出版的《21世纪的优秀治理：走一条东西融合的中间道路》一书也受到广泛关注，该书明确提出，未来的国家和国际治理应当兼收东西方文明成果。西方有识之士对中国道路都日益看好，我们对自己的道路更应坚定自信。

　　启示之二：看到我们的理论优势，坚持理论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之一，在于坚持并发展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相形之下，西方执政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陷入理论迷茫，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导，也没有系统的理论建设，每个政党上台后另搞一套，解决经济社会问题顾东望西，左右摇摆。英国《卫报》作了一个统计，称英国联合政府上台3年来先后进行了35次“U—turn”（政策大调头）。这说明西方国家执政党缺少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思考，也谈不上把执政经验有意识地总结为理论方针、进行理论建设。西方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好、少折腾，必须坚持一套行之有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否则就要走弯路。而立足中国实际、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建设和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启示之三：看到我国制度优势，坚持制度自信。纵观西方资本主义的困境，再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对社会主义制度保持战略自信。我们坚持和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已被事实一再证明能够最大限度适应当代中国的客观实际，满足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特别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并有效应对全球化、信息化和多极化时代的复杂挑战。英国人经常感叹中国效率。他们常用北京首都机场建T3航站楼和伦敦希思罗机场建T5航站楼作比较，一个用了4年，一个用了整整20年。用英国《独立报》的话来说：“和中国速度相比，英国体制实在是太过僵硬”。连像《泰晤士报》这样老牌的西方主流大报，在今年年初的一篇社论中，也罕见地呼吁西方领导人学习中国的治理效率，克服西方制度弊端。

　　科学认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深入研究并准确地把握好这个问题，对服务我国发展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这要求我们必须把对内对外两方面工作做好，努力占领新的发展高地，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作者系中国驻英国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