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徽网消息 电影《盲井》让人们记住了河南籍作家刘庆邦。近日，刘庆邦携长篇小说《黑白男女》参加上海书展，这部长篇与他的《断层》和《红梅》被称为“煤矿长篇三部曲”。

   “有一个叫龙陌的大型煤矿，在秋后的一天夜间，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一次炸死了一百三十八名矿工。”《黑白男女》开篇的最后一句，定下了这部小说的背景。而后续故事的展开，则以死者身后的家庭为主线。

    8月20日下午，刘庆邦接受澎湃新闻专访：“《黑白男女》是写‘后矿难’。我没有直接写遇难矿工，但家属就是矿工的‘延伸’，每一个家庭都是‘延伸’的矿井。”

     在向澎湃新闻回忆自己接触过的那些遇难矿工家庭时，刘庆邦几度哽咽，甚至红了双眼：“人有很多强烈的感情，但生死离别是最强烈的。”他还表示现在的文学作品多重理性，少重感情，但后者才应该是文学的本质。

刘庆邦对煤矿生活非常熟悉，他当过矿工，下过煤窑，曾在矿上工作了9年。1996年5月21日，平顶山一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84人死亡。时任《中国煤炭报》记者的刘庆邦次日从北京赶去采访家属。

刘庆邦告诉澎湃新闻，当时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年仅六岁的男孩子：矿井出事后，来接家属的车到了家门口。小男孩似乎预感到有不好的事发生，死活不肯上车。孩子的妈妈已经伤心欲绝，孩子就对妈妈说：“妈你别难过，我去喊几个同学把我爸爸拔出来。”讲到这个孩子，刘庆邦几次停顿，红了双眼。

还有一位遇难矿工的妻子，在宾馆里不吃不喝，因为她觉得这些鱼肉都是她丈夫的命。“我一直想，过去的事故‘算账’一直在算‘经济账’，很少关注‘心灵账’和‘精神账’。一个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怎么能换算成经济账？真的非常费解。”采访后，刘庆邦把目睹的细节写成近两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生命悲悯》。“我想告诉社会，一个矿工的遇难，给家属带来的伤痛是深刻的、久远的。”

在当时，《生命悲悯》引起了中国煤矿界的轰动：上报、广播、在班前会上朗读……“我就想到，写东西，只要自己动了心，就会碰到别人的心。”刘庆邦萌生了写一部“容量更大、情感更饱满”的长篇小说的愿望。

但同时，刘庆邦也感到仅仅两万字的素材是不够的，还需要再积累素材：“一个人有心愿、没心愿是不一样的。心愿是一个持久性的动力，让你老操着这个心，对煤矿安全生产非常关注。”

刘庆邦告诉澎湃新闻，中国能源构成里近百分之七十来自化石能源。“中国的煤炭现在已经消耗到每年30亿吨。消耗大，矿工就多。加上我们的机械化程度、管理水平，失误还是比较多。”他表示新世纪前，中国每年煤矿都死好几千人。“六千以上。就是2003年10月到2004年2月，不到四个月，中国就接连发生了三起重大瓦斯爆炸事故，死了五百多人。”

这样的数据让刘庆邦感觉完成这部长篇的任务很“紧迫”。但收集素材的过程却不容易，甚至有时空手而归。有的矿井领导不让他到井下去。“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伤疤，不要揭。”

直到2013年，刘庆邦走进河南大平煤矿。13天的时间里，刘庆邦下井、与矿工同吃同住、走访遇难矿工家庭。那13天，还正好是中秋期间。刘庆邦于2014年6月动笔《黑白男女》，到2014年12月25日完成。说是“历时半年写成”，其实几乎跨越了20年。

刘庆邦向澎湃新闻坦言，《黑白男女》看似是一个煤矿题材，但他一直希望这部小说能超越（煤矿）这个行业。“其实社会上每个人都面临生死，都面临亲人离去，这是人类共同的问题。”刘庆邦以自己为例：“我从小就失去父亲，紧接着爷爷也去世了，我还死过一个小弟弟。在我少年时代，就经历了很多亲人的生离死别。”刘庆邦说，“人有很多强烈的感情，但生死离别是最强烈的。”

他说，“煤矿事故一般是大规模死亡，但平时，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是最多的，每年都是十多万人。这就对每个平凡家庭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怎么面对生离死别？”

于是，他希望自己能通过这部小说写出人怎么“向死而生”。“通过生死关系的思考，表达人性的尊严和不屈。”

比如《黑白男女》里有一位叫卫君梅的遇难矿工之妻，她有非常强大的内心，不愿改嫁，就想试试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孩子养大。刘庆邦说，卫君梅的原型其实是他于2013年走访河南大平煤矿家属时遇到的一位矿工妻子。“我期望读者读后既可得到心灵的慰藉，又可以从中汲取不屈的力量。不泄气、不悲观，这正是我想要的。”

“这部长篇和前两部比，选材、着眼点都不一样，我自己觉得这一部的艺术性最高。”刘庆邦告诉澎湃新闻，之前的《断层》写改革，注重社会层面；《红梅》写人性的复杂，反映现实生活；《黑白男女》则更注意艺术、情感上的追求。“我最满意《黑白男女》。”

刘庆邦坦言，自己是一个感性的人。在写《黑白男女》那半年里，每每提笔，对矿工家属的回忆就涌上心头。“其实我写得并不快，一天写个近2000字，每天这样。我习惯早上起来写，常常写到眼睛湿了，泪水辣眼，擦着再接着写。”刘庆邦手写，爱人帮他打字，爱人看了初稿后也特别感动。

即便成书之后，刘庆邦哪怕在一些报纸上看到《黑白男女》的连载，看到自己的文字，“有时候我也禁不住感动。”他说，虽然作家的理性、思想很重要，“但我觉得现在中国作品缺乏的恰恰是感情。其实整个世界的潮流都是重理性，不大重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