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13，世界格局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但全球力量分化组合的趋势更加明显，国际政治多极化正一步步向纵深发展。美国的霸主地位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欧洲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异军突起，正昂首阔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美国维系世界霸权地位更加力不从心，“窃听门”丑闻暴露出极度缺乏自信，国内政治乱象严重损害美国形象和信誉

　　10月17日，沙特阿拉伯以176票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这是其首次当选。结果宣布后，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拉·穆阿利米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连称沙特“非常看重”这次选举。

　　出人意料的是，沙特外交部18日发表声明，拒绝接受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理由是安理会在巴以问题、叙利亚冲突和中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事务上持“双重标准”，没能真正行使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沙特的态度在24小时之内发生逆转，主要是想发泄对美国在中东事务上的不满。

　　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国，沙特此番让美国难堪，是美国影响力大不如前的例证。埃及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艾哈迈德·甘迪勒认为，美国与沙特的关系是美国与中东关系的缩影。今年，美国另一盟国埃及也不太拿美国的话当回事，对美国以中断军事援助为要挟不以为然。

　　美国在中东事务上影响力下降，反映出其世界地位的微妙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李文认为，从2013年的世界政治风云来看，尽管美国依旧努力维系其世界霸权地位，但更加力不从心。从“窃听门”丑闻，不难发现美国是多么缺乏自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认为，美国影响力衰落的趋势已经开始，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趋势不可逆转。最好的结果或许是，这一转变是渐进而平稳进行的。

　　目前，美国影响力衰落主要体现在软实力下降上，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情况。美国一向以“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傲视天下，但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13年美国政府因政治极化而部分关门，让许多崇拜“美国模式”的国家清醒起来，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对美国的“信任海啸”。欧洲智库马达里亚加基金会执行主任皮埃尔·德福安表示，“新自由主义”提出追求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发展目标，但是美国经济既不可持续又缺乏公平性；美国形象和信誉也因国内政治乱象而被扭曲。美国已经不再是世界标杆了，世界不再相信美国。

　　新兴市场国家后发优势、改革红利等利好因素仍在，群体性崛起大势难以逆转，日益成为国际秩序构建中的“主角”

　　5月14日，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批准来自巴西的罗伯托·阿泽维多为该组织下任总干事。世贸组织被认为是重要性仅次于联合国的多边组织，阿泽维多担任总干事是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

　　2013年，西方一些媒体因金砖国家增速放缓而大呼“金砖褪色”。这种观点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相当肤浅。中国增速放缓有主动调整经济结构的原因。巴西、印度等国确因社会问题集中爆发而影响经济增速，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以向其他国家转嫁风险的方式实现经济脱困。这些国家还炒作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诱发国际金融动荡，使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猝不及防。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认为，从中长期视角看，新兴市场国家的后发优势、发展空间、改革红利、联合自强等利好因素仍在，西方经济体的结构性弊端未除，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不可阻挡，世界政治史上多国群体性崛起的大势难以逆转。只要对内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力度，对外加强经济金融和宏观政策协调，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方向仍是光明的。

　　自2013年起，中国、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联合国会费比例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欧盟、日本等国的会费比例则呈下降趋势。新兴市场国家承担的国际责任日益增加，发达国家无法只靠一己之力解决全球面临的各种威胁和挑战。不仅全球经济治理离不开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在安全、发展、环境等领域，扩大新兴市场国家作用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发展中国家研究部主任王友明表示，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整体提升深刻影响国际秩序的重塑，有利于其朝着更加合理、公平、均衡的目标前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秩序构建进程中的角色正发生重要变化，逐步完成“边缘者（观众）——被动参与者（配角）——主动塑造者（主角）”的角色转变，其中，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和作用尤为突出。

　　不过也应清醒地意识到，与经济实力、国际地位、国际责任的提升相比，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仍然滞后，代表权不足，缺乏对决策和规则制定的影响力。

　　发达国家影响力下降，表面上看是受经济拖累，深层次原因在于不愿对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进行有显著意义的调整与改革

　　面对世界经济形势带来的新挑战，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在努力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增长动力从哪里来？只能从改革中来，从调整中来，从创新中来。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力量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出现了较大变化。美国显现衰落迹象，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国际话语权日趋增大，深层次原因明显在于，上述国家和地区对经济社会制度调整和改革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

　　李文认为，二战后，美国和欧洲一些主要国家沿袭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按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形成了大批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与时俱进，根据本国社会现实和世界形势改变，对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如美国的金融制度和欧洲的福利制度）进行有显著意义的调整与改革，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失去活力。反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为尽快摆脱相对落后状态，在不同程度上对现有经济社会制度中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方面积极主动地加以调整与改革。

　　表面上看，美国影响力的下降是被经济下滑拖累，实际上是困于其制度障碍。2013年美国经济有所好转，但其国际影响力反而在进一步走低。袁鹏认为，当前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美国两党围绕奥巴马医改等问题的恶斗，延伸到财政预算、债务上限等国之大计，导致政府部分关门，充分说明“美式民主”并不像其吹捧的那般美妙。冷战后，美国沉醉于“赢得冷战”的幻觉，享受着新经济带来的繁荣，受制于“9·11”事件后反恐和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拖累，本应展开的政治体制调整或变革被一再延宕，终至积重难返，导致政治极化、社会分化、经济虚化。未来美国经济复苏前景如何，取决于美国政治制度能否继续自我修复和完善，否则极可能再度因政治问题而重返经济危机。

　　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既有大国与新兴大国摒弃传统思维，在竞争与合作中寻求最佳平衡点，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应对全球性挑战

　　当今世界，虽然全球主要大国围绕国际格局和地区秩序的博弈有所加剧，国际规则的竞争更加激烈，但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正在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加强合作。

　　在西方和非西方世界的战略博弈中，由于经济金融利益的深度捆绑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挑战需要，命运共同体意识增强，过去那种靠军事冲突赢得竞争的模式难以为继，而更多则是围绕规则、规制之争的“柔性较量”。美国在亚太大力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试图以美国主导的贸易新规打乱东亚经济一体化节奏；在欧洲打造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则意欲实现美欧经贸联手，在世贸组织框架之外寻求西方贸易、投资新框架、新标准，迫使新兴市场国家面临“二次入世”选择。此外，在网络规则、海洋规则、太空规则、气候规则等方面，美国也在抢抓主动权、主导权和话语权。

　　李文表示，2013年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更加深刻地表明，大国之间建设性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础，大国关系的原则和宗旨应该是认可对方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既有大国不应该把新兴大国看作潜在、甚至现实的“战略对手”，以对立、排斥甚至敌视的立场判断对方的实力增长和发展趋势，并对其采取相应防范、制衡等战略举措，而应与之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应对全球性问题，在管控全球经济危机、塑造国际金融秩序、开发新能源、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与全球秩序等诸多领域拓展合作空间。

　　既有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权力转移”已经出现，同时全球也正经历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从政府向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乃至个人下沉的所谓“权力分散”的挑战。这就意味着，大国之间既存在权力竞争和战略博弈，也面临全球性问题的共同挑战。时代呼唤各国加强合作，大国之间必须摒弃传统思维，在竞争与合作中寻求最佳平衡点。

　　袁鹏认为，中国倡导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基于对当今时代特征的深刻把握，也是中国向全世界发出的负责任声音。但一木难成林，唯有西方大国放下身段，以新视野、新思维看待所处的新时代，新型大国关系才可能真正建成，大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才会变得更大。